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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隐蔽情报战线历史座谈会 共话70余年前地下工作——

解放石家庄 他们是潜伏的英雄

2017-11-09 11:05 作者: 王晓优

  70年前的11月12日11时,解放的红旗插上了正太饭店最高处,那一刻起,石家庄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除了正面战线上无数先烈的搏杀,还有一条被称为“第二战线”的隐蔽情报战线,也活跃在石家庄解放前的“黑夜”,他们就是“潜伏”在敌后的“石门城工委”。和平年代,他们的事迹得以公开。

  11月8日,由石家庄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的“石家庄解放70周年纪念隐蔽情报战线历史座谈会”,在石举行,来自太行石门城工委、冀中十一地委城工委、冀晋四分区城工委的成员和家属代表共话解放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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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市委召开原在太行石门城工委的老干部座谈会,图为当时合影


姓名:田清泉(太行石门城工委工作,“地下汽车兵”党支部书记)

攻克石家庄前,他们手绘敌军城防图

■讲述人:田卫国(田清泉之子)

  “地下汽车兵党支部”成立于太行城工委成立的1944年,主要成员包括我父亲田清泉和贾香礼、李逢春、马汉英、赵根波、武鸣歧等六七位党员。

  日本投降后,经组织安排,他们都打入到坐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军三十二师。其中我父亲田清泉和贾香礼、马汉英打入师部,为师部管车、开车。

  早在打响石家庄解放战役的前四五个月,我父亲接到了上级命令:组织本支部地下党员,搞清石家庄全城的兵力部署情况。虽然马汉英、贾香礼等人在多次车载敌师长刘英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视察,对石家庄的城防及兵力部署情况已大致了解,但是为了更准确细致的掌握情报,几个人还是小心求证。依托司机身份,巧用修车试车的借口,几个人常常开着车在各据点前穿梭,并利用车上的里程表,将各据点间的距离精确地测算出来。

  在不断搜集各据点具体情况之后,他们就开始绘图。为了安全考虑,他们绘图的地点,选择在东焦村马家巷一个“堡垒户”的家里。武鸣岐老人在回忆中描述过这个场面:他和田清泉、赵根波借着煤油灯光亮,在一张4开大小的纸上,标出了国民党守军的东、西、南、北四个兵营以及汽油库、物资库、弹药库、第三军军部、三十二师师部等重要地点的兵力部署图和明碉暗堡图。

  这张图前后绘制过几次,不断修改。最后我父亲通过西良厢地下联络站送给太行区石门城委会书记张占一。据史料记载,1947年10月20日清风店战役,活捉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我军缴获了一份《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备系要图》,为辨别此图真伪,对罗历戎进行过审问。而地下工作者们手绘的地图,与其相互印证,为进攻石家庄提供了重要依据。

  

姓名:马汉英(太行石门城工委工作,“地下汽车兵”)

化身司机传情报,辨出换装的国民党师长

■讲述者:马静(马汉英之女)

  我的父亲马汉英1946年初通过关系打入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三十二师师部,在师部汽车排当修理工。当时师部有2辆小汽车,由两个司机开车,其中一个司机因为妻子难产辞职了,父亲就接替了他的工作。

  父亲有时给刘英(当时国民党军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石家庄警备司令)开车,有时又给李文定(副师长)开车。到了1946年的年底,师部又增加了一部丰田车,供师参谋长贺定济乘坐。趁此机会父亲又把地下党员贾香礼拉入了司机班。

  父亲和战友贾香礼利用司机身份的掩护,给地下党组织传递敌人内部消息。在石家庄解放前期的11月9日,发电厂被炸,全市停电后,父亲受命开车拉着几个工兵去接电。为了破坏敌军的接电行动,父亲在中途把汽车上的一根线拉断,致使汽车灭火抛锚,接电的工具设备运不过去,急得国民党团团转。

  11月10日午夜,多次“给汽车找麻烦”的父亲被特务盯上了,在被押解到大石桥西边桥洞隔离审查时,解放军打了过来。父亲怕刘英逃掉,便悄悄摸向刘英的指挥部,暗中监视刘英。突然一个手榴弹在工事后窗炸响,一片混乱中,父亲发现床上的刘英不见了,父亲断定刘英是钻床底下了,因为床下有地洞口。

  正在这时有人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紧接着,两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门口,举着手榴弹,命令屋里的人举起双手,列队出洞。父亲边走边盯住了刘英,他穿着普通的军官服,在他后面是参谋长贺定济。父亲低声告诉了押解的解放军,指认了敌军师长刘英及主要官员。紧接其后,通过刘英的“劝降书”,11月12日石家庄胜利解放。

  

姓名:刘志生(在太行石门城工委工作)

潜伏敌后,为攻打石家庄提供地图

■讲述者:刘凤岐(刘志生之孙)

  刘志生是北杜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受石门城工委派遣,最开始以租地、打短工作掩护,潜伏于石门国民党村政权系统任村长,作党的地下情报、反特锄奸工作,为山区我部队运送紧缺物资。

  当时和我爷爷经常联络的有太行石门城工委石门办事处主任王洪基,还有副主任宋兆祥。记得我家就是地下联络站,经常有八路军、武工队人员到我家碰头商议决策。经常来我家的有八路军武工队队长时增会、武工队副队长兼大枪队队长杨玉生、曹振邦、张可楼、牛金瑞等同志。

  爷爷动员我们全家掩护他的工作,攻打石家庄时,需要石家庄地图,当时我父亲刘福元经地下党组织安排当国民党兵,以国民党兵身份作掩护,为地下党组织购买四十张地图交给了栗振邦,还拿到了石家庄详图三十张交给了部队,并配合八路军武工队攻打石家庄。

  解放石家庄后,我爷爷任历北杜村村长,劳动模范,被评为五好社员等。

  

姓名:张其祥(原太行石门城工委副书记)

负责情报工作,足迹遍及太行山平汉线

■讲述人:张群炎(张其祥之子)

  父亲张其祥,1916年出生在元氏,今年9月24日在太原家中去世,享年101岁。他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事变后在“保定二师”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41年10月底他随29团转邢台地方武装,在晋冀鲁豫太行六地委(邢台沙河武安偏城一带)工作,曾任武安县委书记,我母亲当时任县妇救会长。1946年8月到太行石门城委会,任副书记,兼任内线委员会书记,重点负责“石门城工委”的地下斗争,一直到1947年11月石门解放。

  他在“太行石门城工委”担任副书记时,主要是负责在城市地区和交通要道开展工作,他负责选派工作能力强的县区干部和党员打入石门市内,其中有陈一克、罗焕然、仝步清、高发根等,他们以卖菜、理发、银号、保安等身份做掩护,主要工作为内线、发展组织、传递情报及散发宣传品等工作,和我父亲对接,情报多是军官脾气秉性、地图和部队部署情况。

  父亲告诉我,当时市内有8个地下党支部七八十名党员,进行隐蔽战线的斗争。遇有重要情报且逐环节传递来不及时,就由党支部负责人亲自奔到山里城委会机关驻地。十五六年的时间,我父亲的足迹遍及了太行山平汉线,为石家庄的解放做了应有的贡献。



姓名:杨玉生(元氏县北正乡杨家寨村人)

利用特殊身份,在敌人内部发展革命力量

■讲述人:杨现华(杨玉生之孙)

  爷爷杨玉生是元氏县北正乡杨家寨村人,1923年出生,1938年就奔赴太行山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任一区武委会主任,1942年在敌后工作时住元氏县北正村,后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关押在石家庄南兵营(当时石门集中营)。

  1944年10月,被敌人强行编入 “1417感化队”(“1417感化队”是日统时期,为加强统治,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政策而建立),我爷爷被任命为一小班班长,当时他已秘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当时,抗日政府通过信件给我爷爷几个任务:继续潜伏下来搜集敌人的情报;挑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的实力;组织革命力量,发展秘密组织;争取里应外合把这支发展的革命队伍拉回根据地。而更重要的任务,则是观察被俘的人中,是否有反叛成为汉奸特务。

  在此期间,爷爷利用“感化队”二小队长的职务,在敌人内部发展了三个班的革命力量:一班长赵树森同志(鹿泉北杜村人,原系晋察冀四分区三十六团侦察班长),四班长王宝臣同志(黑龙江省三棵树人,原系冀南军区敌工科科员),一小队长庞邵斌同志(正定人,原系冀南二分区二十五团连长)。他们暗中观察叛变的特务和石门周边的汉奸,给我方“锄奸大队”通信,给予秘密处决。所有这些地下工作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并有盛培光同志颁发的《抗日证明书》。

  石家庄解放后,爷爷在振头镇工作。1950年积极响应返乡参加农村“合作化”建设,被任命为大队副支书兼文书。后来,他们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剧——《石门情报站》。

■文/河北青年报记者黄亮

■供图/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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