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之下，相对应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现实氛围，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嘈杂的局面。也许有些读者还记得，那时候出版的一些女作者的小说，在封面的显要位置贴上作家的玉照，这种很有艺术感的照片使得她们多了一个“美女作家”的称号。

卫慧和棉棉是多年以后我们再想起“美女作家”时最先跳出来的两个名字，她们的成功伴随着源源不断的争议，却也因此让她们得以载入当代文学的史册。在卫慧棉棉们的写作中，“个人”、“私人”等之类的字眼取代了“社会”、“人民”，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文学告别了“政治化写作”之后，又掉进了以个体欲望化为特征的所谓“个人化”写作的陷阱。但若要说“个人化”写作，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说陈染的《私人生活》。

■“所谓‘身体写作’并不是愚蠢的冲动，而是用身体领会宇宙万物，这个过程是纯洁的、透明的，不是人人都有这个素质和能力，比如我有时候喝下一大杯热巧克力就会一下子哭出来，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1996年，陈染出版了小说《私人生活》，这部作品引发了文学界对于“个人化写作”的争论，后来人们再说起个人化写作，便自然而然地将《私人生活》视作“始作俑者”。虽然对这一点陈染觉得自己很“无辜”，但这顶“帽子”她始终还是没有办法摘掉。

陈染在一次回答媒体记者关于“身体写作”的问题时曾说“身体写作很难说是褒义的，我只用脑子写作”，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解答。而在评论界，最早提出“身体写作”的是葛红兵。

1998年，他在《文艺争鸣》发了一个8000字的专题论文：《暧昧时代的模糊意象——新生代小说主题研究》，这个文章获了《文艺争鸣》当年优秀论文奖，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用“身体型作家”、“身体写作”来给新生代下定义是承认的。但是，评委会在授奖评语中对文章中关于“身体”的论述也做了保留。而葛红兵最早使用“身体写作”的说法，实际是在1995年夏天给棉棉的一封信里。

曾有记者问到棉棉是否同意别人说她是“身体写作”，她这样回答：“‘身体写作’最早是葛红兵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用感性把握理性的可能’。这种说法是我同意的。所谓‘身体写作’并不是愚蠢的冲动，而是用身体领会宇宙万物，这个过程是纯洁的、透明的，不是人人都有这个素质和能力，比如我有时候喝下一大杯热巧克力就会一下子哭出来，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在这个私人新空间里是不宜谈论那种所谓的“宏大叙事”的，而适宜谈论的只是那种纯属个人生活的隐私世界。

陈染林白那一代人可以说是卫慧棉棉们的前辈，后辈们一方面拷贝着她们实现文学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在商业手段的助力下走得更远，也更极端，卫慧棉棉以更加另类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是一种另类的写作姿态和写作策略，与知青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有明显的不同。客观地说，这种另类的写作姿态在感知、理解和表现生活方面，在对现实中国社会的艺术描写和审美认知上，不能说没有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带来一点“新思维”。

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是典型的个人化写作，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使人从关注“社会空间”转向了关注“私人空间”。她们谈论的问题局限在个人问题上，谈卧室、产房、厨房、浴室；谈身体、性、欲望；谈宇宙间的人生困惑、生存的永恒的痛苦烦恼。在这个私人新空间里不宜谈论所谓的“宏大叙事”的，而适宜谈论的只是那种纯属个人生活的隐私世界。

卫慧棉棉这代“70后”作家绝大数生活条件优越，没有经历过50、60年代人那样一种生存的尴尬之境，整天生活在“蜜糖里”，她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这种“蜜糖”式的生存方式里，她们认为只有身体最真实，也只有身体最可靠，正如棉棉所说的，她要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进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