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国家大剧院要卖站票，这次终于领教了盛况。五六百人排成长队，最长的等了12个小时，最后只有10％的观众买到100张票。音乐会门票的紧俏程度超过了春运火车票，也超过了北京大医院的挂号票。一位同事兴奋地说：“太刺激了！强烈建议国家大剧院开卖挂票。”
　　我不知道国外的大剧院有没有卖站票的先例，反正挺像大剧院领导灵机一动的产物。我了解领导的心思，你们不是批评大剧院票价高吗？我这也有便宜的，比听二人转都省钱，多接近群众啊。
　　但这个举动恰恰暴露相反的问题，想出这样的主意，并不能掩盖大剧院远离民众的实质。一百个站着听音乐的市民，好像节日里或大检查时摆放在路边的盆花，没人认为这个城市平时也是花团锦簇。
　　我曾与大剧院打过交道，深受“门难进、事难办”之苦。与大剧院合作活动，邀请普通市民参观大剧院，但大剧院将三大演出厅门厅紧闭，只准市民绕着演出厅转圈子。媒体记者也纷纷叫苦，有的演出根本不卖票，有的演出成了内部堂会，有的演出禁止记者进场，或允许文字记者进场但禁止摄影记者入场。一个招待观众看戏听音乐的剧院，却摆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大老爷架子，令人匪夷所思。
　　我曾问过国家大剧院舞蹈总监赵汝蘅女士：“国家大剧院为什么这样不开放呢？”赵汝蘅回答说：“对于大剧院的开放性，我其实也有好多意见，但我不是大剧院的院长，不能替院长回答这个问题。”有关国家大剧院的一切，决定权都在行政领导手里。权力在谁手里，就得为谁服务。当行政领导按照官员的标准，而不是剧院经理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国家大剧院也就只能是一个衙门，它面朝上级，背靠观众就只能是惟一的选择。
　　建筑是权力的线条。在权力主导一切的地方，公共建筑很难做到公共主导，公众参与，公共二字往往名不副实。对于国家大剧院来说，以它目前的封闭、冷漠的气质，它是难以被冠上公共建筑的身份的。用评论家子非鱼的话说：“它更应该被定义为国家建筑，用某些专家的话来说，它代表上层建筑。”
　　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仅体现在开放的口号上，它还必须有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建筑，开放的会场。国家大剧院是北京的地标建筑，是北京的形象，国家的脸面。大剧院的建筑风格是开放的，有透明的水，透明的屋顶，这体现了设计者和民众对它的某种期待，甚至隐含着对一个国家的预期。但国家大剧院现实中的神气和官气，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离真正的开放还有多远。■文/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