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10年间，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对建筑创作、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

5年前，新华社记者王军将自己十年的采访经历写就《城记》一书，书中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文献档案和口述史料，追述了19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政治风云和思想分歧，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的情况等问题。就是这本书让更多的北京人乃至外地人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关心城市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关心城市与人的和谐。

5年后，王军又推出力作《采访本上的城市》，用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著名建筑师。

因为是记者的缘故，采访中王军一直是滔滔不绝的状态，不过他的心里话也很简单：城市是用来享受的，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以任何目的割裂。

从普通人的视角看城市的变迁

记者：《采访本上的城市》和上一本《城记》都是讲城市的，而且封面的风格也出奇地相似，两本书的关系或者区别是什么？

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是要告诉读者，当今中国城市的游戏规则是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尤其是搞规划和建设的）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税收演变过程不太了解，而财产权和税收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契约。

有朋友问我，《采访本上的城市》是《城记》第二卷吗？我说，这不是《城记》第二卷，是在写第二卷的原理。 这本书从素材到写作角度和《城记》还是很不同的。 我写《城记》的时候还没有掌握现在的思想武器，不过《城记》的一大贡献是澄清了很多历史事实。

《城记》可以看做是一部精英的历史，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而《采访本上的城市》则更多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变迁。

记者：《采访本上的城市》是新闻调查式的著作，写作过程中你的感受如何？

王军：我其实非常害怕面对那些房子面临拆迁的老人家。他们知道我每周一要去单位开会，就守在那里，当他们向我陈述自己的经历时，我免不了要去做一番调查，去他们家看看，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完成的。是这些人帮助我重新认识我们的城市。

记者：书中写到的很多话题都具有争议性，在写作中的立场是什么？

王军：保持写作的客观和冷静，是作为一名记者的技术要求。比如我写“老南京”那部分，就一定要采访到当地官员，不然我会觉得自己很可耻。我告诫自己在采访的时候不要带任何偏见。 还有一点，我会把争议性的话题写得尽量全面，把不同的意见都报道出来，拼命暴露事件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剖析观点的前因后果，这是对读者的尊重，因为我不是评判者。

被汽车“绑架”的城市，连一见钟情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以往的城市规划忽视了什么吗？

王军：忽视了财产权、社区参与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特别是金融政策的研究。我们的城市规划不应该只做建筑设计的事，我们还应该研究与空间发生关系的金融政策、税收政策、法律政策、就业政策、公共服务等。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财产权在中国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城市规划怎能对此毫无感觉呢？财产权在城市规划中为什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北京的烟袋斜街，过去很危破，为什么这些年一下子恢复了活力？其实政府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宣布这个地方不拆了，这件事一分钱没有花。大家觉得这里的财产权稳定了，就愿意到这里来投资了，居民也有信心自己修缮房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