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应设置生存环境壁垒，让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这份提案和3年多前上海的一份调研论文有多处相似。（10日《南方都市报》）
对城市而言，人口太少当然有“空城化”之忧，但人口太多也同样会在环境、资源、交通等诸多方面造成危机。尤其是对于超大城市而言，超过城市容限和管理能力的人口，注定会产生“城市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科学发展，的确需要有人口规划以及相应的控制人口的策略。
乍一看来，既然要控制人口，当然也得“择优录取”，假如控制人口反而把高端人才赶走了，恐怕得不偿失。这时，拿流动外来人口和低端劳动力开刀，不仅符合“舍卒保车”的精明逻辑，相对而言也阻力最小、成本最低，更易操作。如此看来，“设置生存环境壁垒，让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要说也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
不过，“设置生存环境壁垒”，按说成本敏感型的外来人口应知难而退，违建都被拆了，连个低成本的栖居之所都没了，打包回家看来也将是这一群体的唯一选择，然而，这样的设想其实是一厢情愿。表面上看，似乎是外来人口主动往大城市涌，但假如大城市没有对外来人口的强劲需求，假如外来人口在城市根本找不到谋生手段，外来人口显然不会为了享受违建的住宿条件而往大城市挤。
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违建并非城市真正吸引外来人口的魅力所在，靠拆除违建来设置生存环境壁垒，显然设错了地方。事实上，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不可能只要高端人口，却无需低端劳力，一个良好的城市人口生态，恰恰需要各类人员协调发展。外来人口之所以涌入，与其说是城市的壁垒和门槛太低，毋宁说城市对这一群体存在客观需求。城市经济发展和服务既要外来人口的贡献，却又设置所谓的生存环境壁垒，如此限制人口策略，其实注定了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设想的是，连春节期间外来人口返家都会引发城市服务业的瘫痪，企业用工荒与用工成本的高企，更是加剧着企业的困境。如此，设置生存环境壁垒的后果，恐怕只会抬高用工成本，降低城市竞争力，即便外来人口真的因为生存环境壁垒而被挡住了，也绝不是对城市人口结构的优化，而是对城市人口生态的破坏，最终为“生存环境壁垒”埋单的，正是城市自己。
人口过度膨胀的根源其实不在于外来人口太多，而恰恰在于城市功能和发展定位。过度趋利的城市化，必然会催生出大而无当的城市，导致人口的膨胀也就并不意外。既然如此，要控制人口，其实更应靠科学合理的城市定位，靠城市发展与规划中有所取舍，靠与周边城市和地区协同发展的意识，唯此，城市人口问题的疏解，才会水到渠成。
一言以蔽之，“堵不如疏”，限制人口也需“限”之有道，尊重公民的权利，尊重市场的逻辑，则是必备的前提。■武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