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提请变更“农民工”称谓。（12日《大河报》）
事实上，“新市民”也好，“新型合同工”也罢，甚至“援建者”之类的种种称谓，不过是用一个好听的标签去代替另一标签，同样具有某种身份的歧视在里面。仔细分析，不乏悖论，“新市民”对应的当是“旧市民”，何为新又何为旧呢？至于“援建者”跟“外来工”有什么区别？同样带有某种地域性的歧视，这是否意味着，其只有援建之义务，无市民之权利？每一个人的身份定位都是相同的，那就叫“公民”。相比于“农民工”三个字，任何新名称都是一种画蛇添足。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名动议里，有多少是源于真实的价值认同和人格尊重？事实上，越是闹腾越显功利——相比于改名这样的象征意义，农民工希冀的是，这种热闹能变成真实的泽惠与待遇，让其获得基本的公平与尊重，这比叫什么都更有意义。■堂吉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