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经历过一个如春蚕破茧般的生命躁动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文学的上半身已在眺望文学的新思维和新的表现手法，而下半身还明显地受到当代文学注重政治、注重题材、注重故事那一套写作方式的束缚，脚下戴着沉重的锁链。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恰恰出现在这个历史转折的交汇点上。

改革文学应该是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随后还有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至今看来，这些作品也还鲜明地保留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作品发表在1980年前后，那时，改革刚刚开始不久，一切都还显得仓促而浮泛，改革浪潮裹挟着各色人等的身世浮沉，也还缺少深思熟虑和积累沉淀。而作家们已经激情澎湃地要来热情歌颂改革者了。所以，这些改革者基本上都是作家臆造出来的，他们都有光荣的革命前史，都在50年代或“文革”中受过迫害，都在新时期表现出一种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主张开拓变革、锐意进取的精神。但是，当作家们赋予作品主人公以改革壮举的时候，却很难深入到这些人物的动机与隐藏在这种动机背后的历史动因中去思考。由于忽略了在历史复杂性、多元性中展示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形成和发展，忽略了历史赋予人物性格的多层次和矛盾性，特别是人物心理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下的运动轨迹，这些人物的艺术形象总是显得很苍白，也很单薄。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他们是从“现实”出发来完成这种创作的，他们的写作也有现实生活作为依据。这或者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局限，这些作家似乎也还没有意识到，文学应该从“现实”的、政治的、题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和地位。

但几乎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蒙的《蝴蝶》，并陆续看到了李陀的《七奶奶》和张洁的《方舟》，以及话剧《绝对信号》和《车站》。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叙事，是我们所不熟悉而又感到是给我们带来莫名冲动的一种文字，有人称它为“意识流”。无论如何，它使得文学的书写获得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开始。如果将它命名为“反思”文学，那么，在这里，反思则包含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以及对文学本身的反思。中国的作家忽然明白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在这一点上，王蒙的小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也许不是有意识要在文学叙事的方式上标新立异，他更感兴趣的可能还是劫后余生的人们的复杂心理，所以有人也把他的这些作品归到“伤痕”一类，但它在思想意识方面明显地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加深刻。他的叙事不是倾诉式的，不是想抚平自己的伤口，而是要揭示更深刻的政治、历史根源。他找到了这种叙事方式，可以把自己关于政治、历史的复杂性思考包装在叙述方式和表现技巧之中。

反思文学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探索多少还带有一点尝鲜的味道，对他们来说，再有意味的形式也不能代替内容。中华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再加上儒家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作家强烈的政治情结，特别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很难摆脱的。不过，后来的发展有一种形式超过内容的倾向，作品的格局越来越小，作品的分量越来越轻，包装炒作的本意是推出作品，现在则反客为主，成了目的，越来越让人厌烦了。这或许也是开拓者们所没有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