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是个人的
而不是国家的

　　《致一九七五》的题目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偏偏是一九七五？虽然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很多次了，林白还是不厌其烦地向记者道出原委：“没什么特殊含义。不是标志性年份的政治备忘录，也不是政治寓言，而是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
　　《致一九七五》从四十六岁的“我”再次回到南流开始，讲述了一个知青故事，但不同于上世纪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这正是林白所期望的，她用一种狂想的方式，寻找着往日的伙伴和记忆。
　　昨天的雷红、雷朵、吕觉悟和今天的他们在交错中走进了“我”的脑海中。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很多，“我”是个线索人物，又是个故事的中心，全书的主题很模糊，读者只需跟着小说叙述者的娓娓道来，走进特殊年代的日常生活。
　　林白一再强调《致一九七五》并非文革题材，“从字体上看，文本中有些区别，上半部分用的是楷体，下半部分有些地方用了仿宋体，这些地方的叙述都是那个年代的思维，但并不是文革题材，不是政治寓言，像样板戏这种时代色彩很浓的元素都渗透在了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了。”
　　今年有很多作家都出版了以文革时期为生活背景的作品，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是比较突出的，林白说她仔细读了《启蒙时代》。“这本书是我在写完《致一九七五》之后看的，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她的作品了，决定写完之后看一下，挺喜欢的，我认为在王安忆的作品中，除了《乌托邦诗篇》，再就是《启蒙时代》最好了，这是一部知识分子文本。”
　　记者接着问林白《致一九七五》是什么类型的文本，她答道：“应该不算任何文本，它不是知识分子文本，也不是女性主义文本，应该是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我并不愿意将作品分类，分类会伤害文学的丰富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启蒙时代》这种知识分子文本的丰富性，我还是强调我所写的只是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