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刚刚崛起的中国摇滚乐坛，唐朝是最耀眼的乐队之一，老五刘义军便在那时主司吉他手。唐朝乐队的成员以身高超过184公分的壮硕外形和披肩长发以及传奇式的经历和游戏般的生活态度，在音乐里提炼出一种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自信，把每一个听众从现实的平地中倏忽拉高拔起，回到故梦大唐的繁华盛境，并受到全世界音乐媒体的强烈重视。
在这十几年中，唐朝乐队几度更换成员、解散、重组，艰困的成长过程中有无数血泪交织的故事。老五见证了唐朝乐队的起起伏伏，但对摇滚的执著信念却从未动摇，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怎样，都只有两个字——“继续”。

路边弹琴四五年

　　记者在北京东四的一个胡同里见到了刘义军，那里有一所艺术学校，是他教学生弹吉他的地方。晚上6点，上完课的学生们陆续从这幢两层的小楼里走出来，记者和刘义军的谈话在空荡荡的音乐教室里开始了。
现在周围的人都叫他老五，他比镜头里和封面上的样子更消瘦些，但仍让人感觉到一种大气，老五说这种气质是家乡给予的。“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出来以后才觉得曲子很有气魄，这并不是进行创作的时候刻意追求的，事后想想可能跟生活在平原有一些联系吧。”
老五生在天津，文革期间随父母到了廊坊，平反后父母不愿意回天津，就一直留在廊坊，老五的音乐启蒙也从那时候开始。“我最初接触乐器是5岁那会儿，姐姐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老往回带一些乐器，扬琴啊，木琴、手风琴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好奇，拿来摆弄。上小学二年级之后又学了三年的二胡，还是学校的音乐课代表。”
老五在音乐方面的悟性很好，虽然从小已经见识了很多乐器，但当他第一次听到吉他的声音，仍然为之一振。“文革结束后，有些开放的东西进入到中国内地，伴随着所谓的靡靡之音还有这些音乐的乐器。这个过程中，我们参与到里面，十六七岁正是对乐器的敏感期，那时候我就迷上了路边两个弹吉他的朋友，当时觉得这个乐器实在是太好听了。吉他不像当年手风琴那么明亮，音色很浑浊，离人性的东西更近一步。”
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怎么把吉他学到手，成了老五生活思考的重心。“跟弹琴的人怎么沟通是个问题，我就每天堵到人家家门口去。那时候学琴，一大早给人家买豆浆，把所有的东西都安顿好了，人家才能大爷似的在那儿弹，然后自己回到家拼命练，往往有时候回课我们都要比那个人弹得好了，主要就是因为刻苦。虽然生长在一个干部家庭，但我能够甘心为了学习乐器去承受一些苦，我从小意志力比较强，可以一个人承受。我和母亲在天津吃过苦，每天打猪草，因为吃过苦，知道好多东西来之不易，可能面临乐器的执着有一种情绪在里面。”
就这样在廊坊的路边弹琴四五年之后，老五的技法越来越精湛，他觉得已经没什么好练的了，开始有了到北京发展的念头。

被人押着剃鬓角

　　北京是个实现理想的地方，老五怀抱着他的音乐梦想来到北京。虽然对前路一无所知，但他还是来了。
“在北京我见识了北岛等日本的乐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吉他可以这么弹，然后就四处打听乐器周边的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在北京落脚，去歌舞团在当时是比较好的选择。“最早我去考李谷一的中国轻音乐团，演奏方面还是过关的，但关系户口不好调。我这个人特别倔，说临时工谁干啊，于是考了海政歌舞团。”
　　在海政待的短短七个月，给老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歌舞团式的文艺观念，遗留下的一些政府行为观念，牵这对单纯喜欢音乐的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尝试到的。比如说你和贝司手之间稍微近一点，就好像参与了什么人事关系，很复杂，这对自己是简单而又真实的磨练过程。对一个人的成长算是一个叛逆激化过程。”
那时的老五头发不长，但鬓角不短，“我是被三个人绑着剃的头，他们说我鬓角太长，不能给领导看。”也许当时的场面很是激烈，但如今老五说起来却显得很平和，“一个人的终极思想已经形成的时候，再回头看以前的事，就会觉得那只是一种健康的点缀。当时我只是稍微有点鬓角，还有一点是不能按时报到，部队对我个人的业务没什么异议，只说我纪律性差，但我当时觉得不需要思想觉悟，只要把我的音乐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