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教多于言传

　　记者：你跟梁老生活的时间长吗？梁老对你们兄弟俩的影响有哪些？
　　梁培宽：父亲对我们思想方面的影响很大，但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我10岁那年母亲故去，和弟弟住在亲戚家，10岁以后就没什么家庭生活了，那时候父亲在搞农村建设，经常不在家，抗战开始后又忙于统一战线工作。我们长大一点就开始住校，寒暑假也是如此，期间父亲把我们接出来一起生活的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每次也只有十天半个月。一直到建国以后，父亲在北京定居，我们也在北京学习工作，见面的机会才渐渐多了起来。
　　记者：那时候你们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梁培宽：我们都知道父亲的名气，当时的报纸上也能够看到一些，但还不够了解。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但我们都明白他不是为自己忙为家庭忙。我们常常见不到他，虽然说不清楚他到底干什么去了，但总有一些大概的印象。记得1939年日本占领了山东，但也只到了城市，农村还是空白，父亲就到敌后走了一趟，回来之后他跟别人说起所见所听所感，我们就在一旁听。父亲的学生和朋友对他都很尊敬，显然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
　　记者：他对你们的教育方式是怎样的？
　　梁培宽：我们兄弟俩跟父亲见面很少，他对我们的影响身教多于言传，他不大会直接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样，而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告诉我们。因为不能一直在一起，我和父亲之间的交流靠写信比较多，我告诉他看了什么书，他就说书里有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还不够。文革中这些珍贵的信丢了很多，现在也只剩下20多封，很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