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社会运动是我的本色”

　　记者：梁老出生在城市，为何后来又致力于农村的建设？
　　梁培宽：当初他离开北大去搞农村建设并不是在北大待不下去了，而是自愿辞职。当时有人劝他，社会工作跟政治沾边，会有危险，也会有肮脏的事情，很复杂，不如在学校做学问。而且父亲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何苦离开城市要去农村？父亲坚决不回学校，说“做社会运动是我的本色”。
　　对中国的问题父亲从来都是很关心的，他出生的时间是在甲午战争头一年，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就陷入了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国耻不断。父亲小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有着亲身感受，对于国家的复兴是有想法的，他认为中国要复兴只能靠自己。
　　后来父亲参加了辛亥革命，他本以为从此中国可以走上正路，但并非如此。父亲离开北大两年一直没有工作，他在考虑中国的出路。当时中国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军阀割据，没有统一，建设就无从谈起。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中国自救是可能的，因为有着很好的传统，但是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
　　那时候父亲并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他认为从辛亥革命以后的20年，军阀用武力也没有统一，使用武力走不通，西方的议会政治同样也不行，因为中国的群众没有民主政治的需要，习惯关起门来过日子。基于这些想法，父亲认为要让老百姓学会过团体生活，关心民主政治。父亲开始深入到农村，从基层做起，在农村搞自治。他认为如果人们对政治都采取关心、过问的态度，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才有可能。
　　记者：我们都知道梁老“犯颜直谏”的典故，在你的印象中，事后梁老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
　　梁培宽：1953年与毛泽东那件事，从当时来看好像是这样的：有人认为父亲是为农民农村着想，其实他做乡村工作，不是为了救济农民，实际上是一种建国的运动，只是以农村为出发点，农村是他着手的地方，是他觉得最迫切也是最实际的方面。
　　其实1953年父亲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搞工业，只是说不能忘了农民，他的观点也很清楚：“农民问题当然重要，但中国人最后的翻身还是靠工业。”“中国兴亡系于中国能否工业化。”当时国家还没有彻底稳定，工业还差很多，着急是不行的，父亲认为发展农业的条件要更好一些，所以才提出农民农业的问题不能忘，结果被当成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
　　父亲一直都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我是说不要忘了农村，但也不是反对搞工业。”他也说自己当时也有不对的地方，“自己说话的方式可能不太合适，主席是全国最高领袖，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争论这个问题，有点自大了。”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