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摄/本报记者崔华瑞

　　河北青年报消息（记者赵丽肖）继《藏獒》之后，杨志军新作《藏獒2》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就藏獒精神和与之相对的狼文化记者与杨志军进行了对话。

“狼文化”是对狼的侮辱

　　记者：有读者在看了《藏獒2》后觉得这本书是狗尾续貂，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杨志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藏獒》是狗头，《藏獒2》是狗身子。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藏獒2》。《藏獒2》最吸引人的，一是生命的壮丽，藏獒、狼和人都展示了各自在严酷自然面前壮丽的生存瞬间；二是悲剧的效果，那么多藏獒、狼和人，都死在大雪成灾的时候；三是藏獒与狼之间的生死搏杀，既有个体的厮打，也有团队的战斗。我试图把獒性、狼性、人性、佛性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共生共存的环境里，完成一种思想使命。

　　记者：《藏獒2》跟《藏獒》的故事有何关联，有哪些不同？

　　杨志军：《藏獒2》在故事上是《藏獒》的延续。不同在于：不仅写了藏獒在非常时期里的精彩表现，也写了它的对立面狼的出色行为；不仅写了作为个体的藏獒和狼各具情态的面貌，更写了藏獒和狼的团队意识和团队行为。

　　记者：也就是说在第二部里除了主人公藏獒，你更加注意突出了狼这个群体，那你如何看待近几年狼文化的泛滥？

　　杨志军：我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认为无德即是可恶。而狼文化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公开提倡弱肉强食、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强盗哲学，把狼子野心当作人的正常之心，置弱势人群于不顾，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

　　其实所谓“狼文化”与狼这个物种毫无关系，很多坏主意、坏思想都是人强加给狼的。比如，狼的贪婪只针对食物，是生存的需要，它要活下去就必须这样。人的贪婪则表现为骄奢淫逸、损公肥私等。狼在现实中越来越少，是自然中的悲剧角色，“狼文化”大行其道，是社会中制造悲剧的角色。

　　“狼文化”首先是对狼这个物种的侮辱和歪曲，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标准的践踏和戕害。所以我在《藏獒2》中用很多笔墨写到了狼，写了狼的荒野原则：凶狠残暴，也写了狼温情脉脉、义气多情的一面。草原上的人都说，狼是“千恶一义”的动物，也就是一千匹恶狼中必有一匹义狼，或者说，狼做了千件恶事之后，必有一次义举，这匹义狼在哪里？这种义举是什么？我想有所表现和挖掘，以便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狼。

《藏獒2》是生态小说

　　记者：在故事的结尾，你写到除狼运动，怎样看待草原生态的变化？《藏獒2》是否能称为一部生态小说？

　　杨志军：作为自然的代表，藏獒和狼互为依存，对立而统一，既是大草原上的一对永恒的冤家，也是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缺一不可的双方。从这个角度讲，《藏獒2》也可以算作生态小说。

　　记者：《藏獒》出版后，很多企业将其当作企业文化的图腾，你如何看待藏獒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关系？

　　杨志军：《藏獒》和《藏獒2》都有励志的作用。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它生产和经销什么，它的理念的核心都应该是“创造”与“诚信”，而藏獒恰恰就是这两点的化身，同时藏獒又是忠诚的代言。

　　记者：有人质疑藏獒精神时认为藏獒是愚忠，你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杨志军：忠诚是相互的，并不是说只有员工对老板的忠诚，而且还包括老板对客户、对员工的忠诚，提高员工的幸福感，让他们愿意为企业工作，这就并不是愚忠。从另外的角度，藏獒作为物种还是有愚忠的一面，但我们不能要求它选择主人，人类有责任管好自己，藏獒对坏人的愚忠不是藏獒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