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因为有了《尘埃落定》这一传奇，阿来在时隔8年之后出版的小说《空山》受到了很多人的期待。然而，《空山》并未延续前者的空灵、飘逸，倒是多了几分现实感。但这并未妨碍《空山》成为畅销书。

　　这部小说的结构非常独特，整个故事由6个独立的部分组成，这6卷故事分别讲述了上世纪50到90年代一个叫做机村的村落发生的事。《空山1》包括前两卷，《随风飘散》和《天火》，而刚刚出版的《空山2》由《荒芜》和《达瑟与达戈》两卷构成。

乡村的现实决定了小说的结构

　　记者：读过《空山》的人都会注意到小说独特的结构，还有人称其为“花瓣式”，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形式？

　　阿来：也同意这么说，但我更倾向于用“碎片”来形容。大家可能会认为我为了小说要找新的形式，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构。其实不是这样，这种形式包含了我对现代农村的看法。刚开始写的时候我遇到了问题，就是怎么描述上世纪50到90年代这段中国农村的历史，其实那时候的文化意义要比现实意义小得多，而且要写50年那么长，关注的就不能只是几个人而已，我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这50年里一个始终清晰的脉络。

　　记者：在你的眼中，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怎样的？

　　阿来：80年代以前，政治运动是主要的，城市作为政治中心，政治指令此起彼伏，在农村就出现了一种运动刚刚成为中心，就马上被新的运动打倒的状况。到了80和90年代，有了市场经济，农村在经历了变化之后又回到了起点，开始单独生产，但这种生产已经不同于以往，它对城市很依赖，不再是自给自足。这段时间里，农村又是另外一种风貌。

　　记者：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现实决定了小说的形式？

　　阿来：对，这样的现实只能用“破碎”形容，农村的秩序、规范，已经不再是自己建立的，而是城市强加上去的，而现实本身又不断破碎。这使我找不到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但又想写这50年，就干脆选择了这样一个“碎片”式的结构。

　　记者：这种结构操作起来有难度吗？

　　阿来：其实是更容易了，这样写起来不会受到特别完整的框架的限制，表达上的自由度很高。就像是把一面镜子打碎，然后将其重新拼贴，表面完整，但肯定有所缺失。我计划写的这6个故事就是6片比较大的碎片，其实我还写了一些短篇，作为小的碎片点缀其中，以笔记的形式，分为事物笔记和人物笔记，写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但他们又不足以当作一篇故事的中心。等到三本书放到一起出版的时候，会把它们穿插进去，作为小的碎片，展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空山》比《尘埃落定》更现实更普遍

　　记者：《尘埃落定》以特殊性和普遍性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著称，相比之下，《空山》不同在哪儿？

　　阿来：《空山》的普遍性更多一些。《尘埃落定》有很多对藏族文化和历史的描述，而《空山》恰好是我熟悉读者也熟悉的东西，而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在那个年代已经被逐渐融合或取消，很多农村的命运都是相似的，因此在《空山》里，寓言式的东西也少一些，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不大。

　　记者：能否概括一下《空山》的现实意义？

　　阿来：应该说是探讨了一些基本元素，在城市的权利和经济压迫下的乡村，受到外力的打击，走向破碎。城市对农村的压迫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资源的无节制的破坏，从《空山2》和《空山3》就可以看到农民生活环境的破坏，开始农民是抗拒这种破坏，到后来自己也开始破坏，很可悲，这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问题。

　　记者：《空山》的故事大都描写了农村传统文化风俗与时代变迁的冲突。

　　阿来：其实也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写这个，只不过在农村，旧有的生产秩序毁灭，但本身又产生不出新的，只能在最低程度模仿城市，这是农村的悲剧。旧有的文化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现有的则是别人强加的，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也希望看到旧的消失新的产生，但我无法凭空想象，现实有点残酷，因此显得过去温情脉脉。但这并不是提倡回到过去，还是应该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