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工程的第二部作品，叶兆言所著的《后羿》于近日出版。昨天，本书的首发会在北京国际展览馆举行。本次首发会不仅请到了作家叶兆言，刚刚出版了《誓鸟》的张悦然和评论家张颐武也参加了这场有关神话的讨论。

叶兆言：固守我一向的追求

　　问：最近肯定会被追问过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你可否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一下。
　　叶兆言：首先自己有没有尽力？我自己的答案是我尽力了。所谓写作就是这样一件事，其结果一定是失望的，但写作本身意味着我们还想做一种事。所以这次写作其实和我以往的写作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努力地做一件我不可能做好的事。
　　第二，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心灵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所以我也无数次问过自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没有放弃，我有没有赢得时尚，我有没有坚持艺术？想来想去，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觉得我仍然没有放弃，我仍然固守我一向追求的东西。
　　问：你提到坚持艺术和迎合时尚，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叶兆言：我觉得没有什么矛盾的。这两个话题我原来是不会想到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觉得自己根本迎合不了什么。为什么刚才我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后羿》这本书被问多了，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也并不是说我曾经拒绝时尚。其实坦白说什么是时尚我都不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好多记者都问我，你好像写一个命题作文，或者你好像是按照别人的意愿在写作。
　　问：你对神话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小的就有吗？
　　叶兆言：应该是吧，我九岁的时候文革开始，确实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感兴趣的，因为一个九岁的孩子读的书挺乱的。
　　问：你企图写神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叶兆言：这个想法有十多年了，因为一个写作者就像下围棋布局一样，肯定希望把自己的点布得远一点。我早就准备写一个很遥远的故事。我很想把定位放在六朝时代，就是一千五百年前或者更远。在苏童写《碧奴》的时候，我就想过了，我必须在时间上超过他。
　　问：你在开始选择题材的时候，是一下子就看中了嫦娥了，还是选了若干个神话。
　　叶兆言：应该有两个吧，还有一个大禹。但大禹应该花很长的时间来写，所以就放弃了。
　　问：您所说的嫦娥和后羿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态度？
　　叶兆言：我始终写独裁者，想写一个男人的故事。
　　问：你认为什么是重述神话呢？
　　叶兆言：这个我没想，想也没用。
　　问：这个故事中什么是让你着迷的，所以才让你写的？
　　叶兆言：自己每一次付出都不一样。其实我应该是从嫦娥吃药开始的，我老是解不开这个扣子，所以老在想嫦娥为什么吃药，要知道吃药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有一天我终于想出她为什么了，不是为了成仙，而是一种自我放逐。我想这就是小说的结局，而且我一旦想明白了这个，就好像要拆一座墙，我突然找到一块砖是活动的，所以拆起来也就容易了。

张悦然：这是一本关于三个女人的书

　　问：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你眼中的《后羿》是什么样的故事？
　　张悦然：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后羿》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书中所告诉你的后羿和嫦娥一定跟你想的不一样。另外在《后羿》这本书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我认为至少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可能我还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所以会对嫦娥和末嬉更关心一些。
　　问：叶兆言说过他写的是一本关于独裁者的书。
　　张悦然：我觉得这是关于三个女人的书。

张颐武：神话的需求是内心的需要

　　问：我们看古希腊神话，他成了后来西方世界的宗教来源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的本源。神话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神话有这么重要吗？
　　张颐武：我想原始的时代都是一样的，但是中国在“百家争鸣”以后，儒家文化把跟人生无关的东西都排斥到边缘去。所以你看中国的神话，差不多就是那些故事。
　　现在大家说神话都以为是《西游记》，其实这个跟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不同。所以大家现在看我们怎么样发掘中国人神话的创造、原始的思维，都感觉到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