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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影响我的创作 葛翠琳说，老舍和冰心是两种不同的人。冰心最喜欢玫瑰花，她说玫瑰有坚硬的刺，浓艳，但掩不住独特的风骨。老舍喜欢花椒树，有坚硬的刺还有麻辣的味儿。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非常要好。
记者：第一次跟冰心见面是什么情形？
葛翠琳：我上小学的时候背《寄小读者》背得最好，我问老师，冰心长得什么样啊，老师说你多读冰心的书，读多了就知道什么样了，她就在她的书里，我就信以为真了。1950年冰心一家从日本回国，老舍就带我去看她。见面之后冰心问了我的学校，说咱们是校友啊，又问什么系，我说社会系，她说文藻今天不在家，你们是同行，以后你来可以经常看见他。
出来司机问，冰心什么样？我说：“像极了。”“像谁啊？”“像冰心。”老舍说：“冰心像冰心，我怎么听不明白啊。”我其实是读了她的作品，印象里她就是很温柔很亲切，见了真人就是这样，文如其人，所以这么说。
记者：冰心在写作上给了你怎样的指导？
葛翠琳：她从来没有正式教过我技巧方面的东西，而是在聊天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
我说我不是中文系的，是不是得从头学，冰心说，我回到祖国要写新生活，也是从头写。她就是这样很切身地指导你，这不是写作技巧可以代替的。在相处当中，我感觉到这些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很严谨，呕心沥血，非常认真，一篇稿子改了又改，而且都是用手抄。
记者：和冰心这么多年的情谊，是否对你也有影响？
葛翠琳：从1950年认识她，半个世纪过去了，50多年跟冰心的友谊，是师生，也是母女，还是朋友。冰心对我的影响很深，她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从事儿童文学的第一节课就是这个。给孩子们最好的，使孩子们心灵的营养比较充分，健康成长，心灵完美。
记者：冰心是个怎样的人？
葛翠琳：冰心的韧性很强，别看她不讲话，但她内心能坚持住，任何情况下都不绝望。吴文藻被划成右派之后，他们住的小房才12平米，放下床就只能搁下一个小两屉桌，两个老人工作的时候并排坐。有一天我去找她，她说，是你呀，我还以为来人找文藻开会呢，我就可以自己用小桌子了，正高兴呢。那么大的名人，有一张桌子就挺高兴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
儿童文学是一生的事业
葛翠琳的家里飘满了浓浓的书香，走廊两边的地上、桌子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客厅、书房和卧室都有一排放满了书的书架。这些书中除了用来写作的工具书，就是她自己写作或者编辑的作品。
记者：最初发表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葛翠琳：1949年至1950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千百万老师》、《灯下语》、《家信》等诗歌和散文。那时我常去农村，搜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谜语、谚语和笑话等，这些富有魅力的动人民间文学，成了我创作的一个源泉。
记者：这些年除了坚持写作，您还在操持冰心奖，这个奖是怎么来的？
葛翠琳：1990年韩素音从英国回来，说冰心90大寿咱们怎么祝贺，我说咱们办一个冰心奖，她一生爱孩子，就奖励那些为孩子写好书的人，培养一批儿童文学作家，韩素音说好，我们就开车到冰心家商量。
雷洁琼是我的老师，她和冰心是20年代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韩素音是30年代的，我是40年代的，年龄最小，所以成立冰心奖，操办的事就交给我了。
记者：请谈谈通过办冰心奖，对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状况的认识。
葛翠琳：从投稿来看，边远地区的作者比较多，他们生活在基层，条件艰苦，写得有真情实感。有的都没有稿纸，密密麻麻，字数都没法儿数，看得出那种对待生活的顽强精神。他们追求美好的未来，有不畏困难的意志力。城市作者往往跟着市场跑，编造很离奇的故事情节，缺乏真感情。
现在的孩子面对着很复杂的社会，如何启发他们独立分辨好坏很重要。不是只要逗乐就行，不要把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推给孩子。现在儿童文学作品的任务很重，作者比过去多了很多，但是真能在孩子记忆里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作品不多。冰心奖每年选二三十人，累积起来对社会的帮助就大了，他们自己的路也好走了。
记者：您一生都心系孩子，是不是受了冰心的影响？
葛翠琳：对，她的内心世界没有被世俗的东西压垮，人无所求就无所惧。没那么多苦恼，就不会有心力用尽的时候。我们是很幸运的，经历了那么多运动，有人死了，我们活到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写写东西，看看稿子。尽心尽力，让好的东西获奖，扶一把就行了，自己想做的事尽心做了就好。
■文并摄/本报记者赵丽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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