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汉看到的
世界更丰富纯粹
记者：写一个懒汉的梦想与追求、幸福与痛苦，这在以往的作品中不多见，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做主人公呢？
孙惠芬：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回老家时母亲的一句话，她说我表哥家的小美在城里饭店端盘子被一个小老板看中，小老板让她回家等着，两个月后他来娶亲。青春是等不住的，小美回家办嫁妆会不会爱上了别人，她要是爱上别人还能嫁小老板吗？她要是嫁小老板，那后边还将有怎样的故事呢？
将这个念头养在心里，就像养着一条鱼。原本是要写一个短篇，可是一天天养着它，居然发现一个短篇根本装不下。为此，我去了辽南的乡村，希望抓住某些现实的东西，就是这次，我认识了一个乡村懒汉。
可以说，是虚无让我看到了那种拒绝奋斗拒绝改变的人生。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奋斗要改变。我自始至终都没跟他说话，但我的内心已经被奔涌而来的想像填满。一个懒汉看到的世界，一定比一个奋斗者看到的世界更丰富更纯粹，因为只有不动，才会更深刻地感受天、地、自然，感受风、雨、万物。
如果他在不动中还有稍微的动，如果他因为拥有一辆马车经常和上街赶集的女人们在一起，那么他简直就拥有了在虚无的我看来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想像，在我心里一直养着的那个小美就有了去处，她搭上了懒汉的马车。一场有关两个人的内心风暴便在我的心里孕育，一个懒汉的生活便向我徐徐展开。
记者：黑牡丹这个人物冲击力较强，她身上有着“地母”的特征：藏污纳垢，敢爱敢恨，有现实中的各种毛病等等，你怎么看这个人物？
孙惠芬：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我触手可及的，当吉宽这个人物在我心中落户，这些我熟悉的人物也就成了吉宽的二哥三哥，很自然与吉宽有了血缘关系。
黑牡丹也是这样，她是我遇到的这一类人物的结晶，这个人物在我心里贮藏了好多年，理解她需要阅历。她性格丰富而复杂，可总是打不倒，蚯蚓一样碎尸万段却还能顽强地再生。我把她写进小说，因为她和盖倒置房的大哥一样，站在懒汉的价值观的对面，激素一样催生着懒汉的成长。
表现他们不放弃
再一次站立的信念
记者：这个抱着《昆虫记》的吉宽到最后也没有彻底适应城市，用小说中的人物来讲，不论是许美娜还是黑牡丹，还是一直怀恋着乡村的吉宽。对于这种“身”和“心”的矛盾，你是怎样来表现的？
孙惠芬：在主人公吉宽眼里，人就是蚂蚁。人的所有行动不过是蚂蚁上树，蚂蚁为什么要上树，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上，就是为了活着。人也一样，一程程追求，不过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活着。但人不同于蚂蚁的地方，就是人有思想，当他脱离了自己的地盘，脱离了原有的价值参照来到陌生的地方，自我的身份开始迷失，思考也便开始了。
对自己身份的敏感和提醒，并不一定是所有进城的民工都有的，但我一直在努力表现它，因为作为小说，很重要的承担就是要揭示人的生存境遇。我对民工的生存境遇充满体谅，由体谅进入探索的隧道，我意外地发现，小说中吉宽、黑牡丹、许妹娜这些背井离乡者的一个共同的境遇，是他们常常在对城市的拒绝中，一点点接受了城市，即使他们的肉身回到原地，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
记者：差不多你小说中的所有乡下人在城市的奋斗都没有获得成功，为什么这样安排？
孙惠芬：这与我的悲剧意识有关，在我眼里，没有成功与失败。我那么理解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一转换到心里，一想到理想在你实现它时又跳到了远处，悲剧感陡然而生。
我的人物总是没有成功感，就因为看到人的宿命。但《吉宽的马车》和从前作品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努力表现他们从被压倒的巨石底下往外挣扎时的坚强坚韧和勇气，是表现他们从不放弃再一次站立的信念。
记者：民工问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之后，一批社会问题式的小说就随之诞生，甚至写民工顿时成为风潮，在这样的旋涡中，你是怎样保持你自己，又怎样区别于他人呢？
孙惠芬：我一直在写城乡之间，但这跟任何社会思潮都没有关系，即使是现在。我写民工，是因为我的乡下人身份。这个身份使我对乡村流浪者的心灵格外敏感。之所以称民工为乡村流浪者，是因为我把民工进城看成一种精神上的突围，这样的突围不仅仅属于民工，它属于社会上每一个或强大或弱小的个人，只不过民工进城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现实。
说到底，城市在乡下人那里，不过是一个理想、充满诱惑的陷阱。这并不是说城市有多么不好，而仅仅是说理想在你实现时，它又跳到了你的彼岸、远处。我想我其实就是一个民工，灵魂上经历着一次又一次“进城”。不同的是，一开始写民工，写的是民工在这样的突围中遭遇的精神苦难以及肉体的创伤，如今写民工，是写民工在苦难历程中灵魂的自求和思考。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