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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乃谦本来默默无闻，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却对他情有独钟，马悦然见中国人就问，你认识曹乃谦吗，你认识曹乃谦吗，许多人都摇头——马悦然是中国作家沈从文的热爱者，曾几度劝说诺贝尔评委会将文学奖授予死去的沈从文，未遂。后来，偶然发现了曹乃谦的小说，兴奋得跟什么似的，仿佛沈从文再世。
现场
唱着要饭调的作家
在重庆全国书市期间，曹乃谦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高调亮相。首发签售仪式上，作者曹乃谦当众唱起了书中描写的要饭调，“上一道坡坡又下一道梁，瞟见小妹妹就心发慌”。曹乃谦的歌声悠扬婉转，如诉如泣。在众多名作家和大腕林立的签售现场，他显得如此老土和淳朴。被他的作品和要饭调吸引的市民不禁要问：“他究竟是谁？”
诺贝尔文学奖惟一通晓汉语的评委马悦然这样评价曹乃谦，“在我看来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15年来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
也许是记者孤陋寡闻，在全国书市新书发布会上才得知有个警察作家曹乃谦，而且还被诺奖评委马悦然评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该文学奖的作家！记者随后还吃惊地发现，作家曹乃谦竟然只会方言，他所说的话语记者无法听明白！最后记者只得借助网络完成采访。
曹乃谦操着原封不动的生活口语和方言土话，他拒绝以规范语言为媒介，他的写作直接与生活接轨。他认为普通话和书面语言缺乏表现力。曹乃谦在网上显得非常谦虚，他告诉记者：本人老土，而且还不思上进，当了30多年的警察，都59岁了，还是个科员“小”警察，还兢兢业业。我大胆，年近花甲的人了，还敢说，我的小说就写食欲和性欲，不写政治。还说，有人写剧本讽古喻今，我觉得那真叫一个浅薄！
曹乃谦1968年高中毕业后，当过井下装煤工、文工团器乐演奏员，1972年调入公安系统，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因为和朋友打赌，曹乃谦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我与善缘和尚》发表在大同的杂志《云冈》上，就这样他开始了小说创作。曹乃谦一共写了三本书，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和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后者给曹乃谦带来极大的声誉。1988年，《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的第一组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就得到了汪曾祺的好评，老先生向他建议题目改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个题目取自书中唱的要饭调：“白天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对话
“我的小说就是我的口语”
记者：为什么用方言写作？
曹乃谦：我就只会这一种语言。我的小说就是我的口语，而且当地人也这么说。我不知道小说语言还有什么规定。所以好多编辑要把我的语言改得规范的时候，我很气愤，弄得文绉绉的，我受不了，我说：“你改得不像我说的话了。”
虽然我是个警察，可我喜欢坐在农家的大土炕上吃农家的大烩菜，我整个儿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天不下雨，我就替农民着急，下得多了，我也替他们着急。我的小说在关心关注我的父老乡亲。马悦然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记者：听说马悦然非常喜欢您的小说，和您有非同一般的交往？
曹乃谦：对，马悦然喜欢我的小说那是肯定的。要不，他就不会翻译我的小说。
1993年我就收到从山西省作协转给我的几本瑞典文的杂志，那里就有他翻译的我的小说。后来他跟李锐打听到了我是大同市的一个警察。2004年8月的一天，李锐给我打电话，说悦然在太原，想要见见我。我就去了。悦然在山西大酒店请我们吃饭，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在场的有李锐、蒋韵，还有台湾的文芬女士。二十天后，接到文芬的电话，说悦然要翻译我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后来，告诉我说悦然要给这本书作序。文芬尽告诉我好消息。真是太好了。我真高兴。
悦然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翻译完了。那些日子我俩差不多是天天通信。他很谦虚地向我“讨教”，问我这个或那个词他理解得是否正确。悦然不愧是个汉学家，他给我纠正了好多语法方面的错误，还给我找出了好多错别字。在翻译完后，他在给我发来的一封信上说，“乃谦，这两天我的心空落落的。我舍不得离开温家窑哟。”这真挚的话，使我深受感动。
于是我诚恳地邀请他到温家窑做客。2005年10月21日，悦然、文芬、李锐、蒋韵，我们五个人到了温家窑，住窑房，睡大火炕，吃莜面，听要饭调。第二天，也就是2005年的10月22日，在李锐、蒋韵和我的见证下，悦然和文芬在我家举行了订婚仪式。
记者：曹老师，您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10年前已经完成，能谈谈此书“雪藏”10年的原因吗？
曹乃谦：1987年我动手写《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我是个什么事也不急急地去办的人。这18万字，慢腾腾地整整写了10年，于1997年完稿。我让朋友李锐帮我找个出版社，他给找了一家，责任编辑看后说很好。我表态说不要稿费，也不要版税，给我100本书就行。可她上头的编辑没看中。我连底稿也没跟他们要，也没再找别的出版社。我决定，以后谁主动来找就给谁，没人找就那么搁着。就这样，一搁搁了10年。
记者：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吗？
曹乃谦：1974年，我被指派到大同市一个边远的农村给知青带队。那个村的农民实在是太穷了，穷得连炕席都铺不起，铺着从矿上弄回的牛皮纸。那一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但书里写的那些人和事，并不都发生在这个村。细细算来，百分之八十写的是我熟悉的其他雁北地区的人和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