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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说，认识生活的能力与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小说家的特质。
近日，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她继2003年推出《桃之夭夭》时隔3年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王安忆用20多万字的笔墨，解剖和描述了1967年至1968年两年间，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成长。
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笔下的这几个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艰深的著作和语言，他们的精神思想在磨难中坎坷地成长。
关于新书
题目指示着小说的彼岸
记者：这部小说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法国的“启蒙思想”，这样的命名是否对于小说的内容和思想有所指向？
王安忆：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叫“思想者”，可事情开始得颇不顺利，几次开头都进行不下去。显然这个题目太过严肃，压力过大。而且也太抽象，而小说是具体的，于是无从着手。
然后，我说服自己放弃这题目，将企图放低、单纯和简化，于是，题目就变为“初恋”。说来也奇怪，自此事情就顺利起来。在这一个平常的名义下，人和事都松弛下来，自如地活动。而我渐渐又欣喜地发现，其实一切还是在向我的初衷发展，这些青年在他们幼稚的面容底下，逐渐浮现出思想的表情。
大约写到中途，“启蒙时代”这个名字跃然而出，其时，大局已定。所以，题目指示着彼岸，当彼岸太远或者太渺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引渡，经过曲折的道路，它终会浮现在天际线处。
记者：小说写六九届初中生进入文坛，多年后站在这里回望青年时代，这种情结的安排有没有深意？这是否可以视作你对同时代人精神成长的剖析？
王安忆：我的写作其实从来没有超出我经验的范围，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启蒙时代》也是在这其中。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那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因为那是两场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宁静时刻，我企图将其奉献给这代青年用作思想的成长。
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做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让我们还是恢复时间的一般性概念，那应该是比较宽泛的，所以我不以为这是一个“回望”，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同样性质的思想今天还在活动着，表面的形态也许变了，但内里其实还那样。
记者：刚才在谈到小说的题目时你谈到了“彼岸”，在写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到达这个“彼岸”的方式是否应该完全由作家来控制，具体到你的这部小说，你如何控制它的走向？
王安忆：“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动机”在松弛的发展过程中，就像一个有机物，会自行丰满膨胀起来，超出事先的规定——我要的就是这个状态，超出所有的预计，任意地自由地伸出触角向四面八方，但危险也是在此发生，那就是失去节度，迷失方向。
所以，就需要潜在的紧张度。这个紧张度在一个有篇幅的长篇里，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意图，即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却又不能来损害事物发展的自由。可以说，创作过程中的心力，就是用于调节这两者的关系，这种调节的工作，都不是能够在一部小说中完成，而是写作的永久性任务。
记者：以前有很多反映同时期那代人成长的作品，《启蒙时代》和那些作品有相当的不同，这部作品内在的东西多一些，更像是在做一个精神分析，就像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
王安忆：这也可能与我自己的经验有关。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内心生活活跃的时期，外部的生活停滞了，内部便兀自生长着。事实上，外部的生活是有限的，内部却有着可无限扩张的空间，它无边无际。“文革”是一个充满激烈事件的时代，它非常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那时节我们心里发生的戏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