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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物
他们生活在虚无的概念中
记者：小说中的这些青年，可以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他们需要拯救，又以拯救者自居，南昌面对着革命和亲情的抉择，面对一个“背叛”的父亲，面对母亲的死亡，他选择的是逃避和寻找其他的出口；而陈卓然期望救世者，又多少有些空幻。是否他们的思考也因此有了更纯粹的意义？
王安忆：南昌以及这帮干部子弟无疑是小说的主角。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这场革命的性质，那就是教条主义和激进政治。
这些孩子都是在虚无的概念里活动，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简单到了空洞，无论是社会伦理，还是家庭亲情，都缺乏感性的体验。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父辈——都还来不及成熟他们自己的理性，来绘制新时代的蓝图，充实其中的实质性内容，就将其囫囵交给了后辈。这是从传承上就发生的问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于是，在后来一代一代，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缺陷就变得越来越尖锐。
陈卓然肯定是其中的清醒者，但他的给养也有限，这个爱思考的青年，信任书本，这既是教条主义的特征，又还是书本比现实有更多的资源。但是，也没有针对性的药方，靠自己在黑暗中找路，凭着性格的禀赋，向真理靠近，他是最有希望的人。但南昌由于盲目，由于处境的复杂性，他的经验就更加具体和生动，他的成长更困难，所以他是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
记者：小说中写到的“小老大的客厅”在这群青年的成长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你写到了身体孱弱但练就一双慧眼的小老大，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到来者，似乎都是偶然相遇，新市民、老市民、高贵的外交官的女儿……他在小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安忆：小老大是一个病人，疾病使他格外关注身体的感受，所以，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感官化的，这对于教条主义也许可以成为一剂药，它让人有效地摆脱意识形态，让感性浮出水面。这剂药又难免是饮鸩止渴，感官脱落了理性，茫茫然地行动，将把南昌带入又一个困境，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小老大的生平经历与社会主流均不合乎，但却也不是对立和相悖，而是另一个路数。于是，在时代的岸边，他自己创造概念，与所有现成的“主义”都不沾边。他让南昌用另一只眼看世界。
记者：这类小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爱情，你描述了他们的萌动、成长、后来开始产生各种缝隙；然后你写到了南昌和嘉宝，那似乎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爱情，他们其实是有着隔膜的，但他们却瞬间肉体相融，并因此领略了真正的疼痛。在《启蒙时代》中，爱情的作用是什么？
王安忆：爱情在这里是次要的。他们这些青年，还不懂爱情是怎么回事，身体的萌动就预先将他们攫住了。但是，他们所在社会的清教徒气息此时也帮了他们一把，他们还不至于去亵渎爱情。其实在这一刻，生活停滞了脚步，无法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养料。
他们什么都是空对空，他们的经验在空茫中增长。但是，南昌当然是性格特殊的一个，他特别的认真和用功，不满足于空泛的表面功课。但他的理解力、感情、身体、情欲，什么都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上阵。我方才说小老大让他脱离抽象概念，可这一回又走得太远，一下子进入感官的核心——性，且造成物质性的后果——怀孕。他就这样从一极被远远抛往另一极，就像炼钢的淬火。
记者：父与子的关系也是小说的重要情节，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种关系是怎样的？
王安忆：父与子的关系可说是这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整个写作的线索之一，《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都是这一线索上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悲剧的命运。而“文革”特别让这命运变得突出，那就是父也孱弱，子也孱弱，其间的承继更孱弱。我要让这命运放大到不可回避的笼罩性的程度，所以就有了南昌和“父亲”。对于这一对父子，承继的问题变得显形，甚至日常化，于是，构成了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