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1969年出生于湖北随州， 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经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以及报社编辑等等。1995年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一直到执行主编， 2000年离职。现在在《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等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非常道》、《黄昏的缤纷》、《重见生活》等等。

　　很多人认识余世存是因为两年前他的那本《常言道》。其书以近于《世说新语》的体例，从各类著作中搜罗摘编、汰选截取自晚清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
　　近日，余世存再度出手，出版了新作《常言道》。本书在体例上延续了《非常道》，着眼点则落在了文教和哲学方面，但他说这本书并非续编，而是前者的变体。

　　记者：能否先谈谈写作《常言道》的初衷？
　　余世存：其实也是很偶然。一次几个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起《非常道》，说这本书是我个人眼中的的近当代史，侧重于史，而文史哲一向不分家，他们说文和哲的部分还不够，我就打算再做一本文哲结合的书。
　　所以这本《常言道》并非上本书的续篇，而是借着《非常道》的某些材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道》的变体。通俗点讲，《非常道》是我心目中的鲁迅版，我还应该有个胡适版，那就是《常言道》。
　　记者：具体来说，鲁迅版和胡适版有何不同？
　　余世存：这些年对鲁迅和胡适的争论很多，人们很容易将两者对立起来，其实我这两本书是试图告诉大家，同样一件事，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角度去解读，《非常道》有种感伤情怀，很尖锐，更接近一种历史写作；而《常言道》就平和多了，是一种大文化写作。
　　记者：有这种不同，是否也是因为考虑到读者群的不同？
　　余世存：是的。写作之前，我给《非常道》定义的读者是青年学生。这本书给人感觉是一种对心目中的近代史的冲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教科书里看近代史，往往这些都是主题先行，是意识形态的历史，你就会在某一种思想下阐释历史，所以看到《非常道》会觉得耳目一新。
　　《常言道》没有对历史的冲击，我把它定义为大众读物，它属于文人对历史事件、人物传奇玩味式的东西，因此以说大学开始。希望读者随便翻到哪一页都可以有所收获，我的寄托会比较多。这两本书也正像鲁迅和胡适的差别，鲁迅更容易让人喜欢，而胡适则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你不会一下子接受，但接触久了就会爱上他。
　　记者：如同《非常道》表现了你的历史观，《常言道》是否是你价值观的一种阐释？
　　余世存：可以这么说。我用这种编排体例，就是想让现代人看一下历史上有过的文人教育是什么样的。目前社会经济繁荣，但也导致一些很势利的东西，偏离了人们的常识。社会服务体系中的一些行当过于畸形，成了“吃人”的职业，这是种偏离了常识和人性的现象。
　　我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历史上的教育家、大律师是怎么为人行事，他们并不是一门心思挣钱，而是在做一项事业，这才是人生的常识，我想呼唤大家回归这种常识，所以取名“常言道”，很多人都在做着努力，而我写这本书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式。
　　记者：你是个文化学者，对于“愤青”的理解是怎样的？
　　余世存：其实很多年前我就被扣上了“愤青”的帽子，我也接受这种说法，还曾经为一本专门写愤青的书写过书评。最初愤青这个词并非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很中性的词，是一种现象，后来很多愤青表现不好，这个词就慢慢变成了贬义词。我作为一个愤青，还是对自己的表达负责任的，未必会让愤青不好的含义污染。
　　其实我还并非纯粹的学者，相比那些学院派的学者们，我是有点野的，但这样更自由。如果按照学者的逻辑规矩做学问，会固步自封，他们中规中矩，每一个条目都要标明注解出处，很枯燥，极端地说，把人性都扼杀了。我跟很多博士有接触，能发现他们被体制、被市场所毁，已经不懂得人情世故。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