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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试水主流电影
记者：第一次接触《东京审判》是什么情形？
高：2005年，我接到郑欣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拍一部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我说先看看剧本。
剧本叫《远东国际大审判》，是关于1946年中国政府参与东京审判的题材，是以中国法官梅汝璈为主角的。当时我对梅汝璈基本上一无所知。我迅速上网搜索了一下梅汝璈的名字，吓了一跳。
记者： 为什么吓了一跳呢？
高：这是一个像极了闻一多的人物。闻一多的骨头最硬，朱自清的胃最硬，而梅汝璈的肩膀最硬。周恩来曾这样介绍他：“梅汝璈先生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记者：后来是什么促使你接拍这部电影？
高：虽然梅汝璈是一个在历史上地位很特殊的人，但多数人对他知之寥寥。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理由从历史的缝隙中将之显现放大。
一直以来我想我的第一部电影肯定是个主流片，非典时期我买了张平的《十面埋伏》，后来又买了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电影版权，为的就是拍主流片。说句大话，我想扳过中国电影这一局。梅汝璈、东京审判、主流片，那是那几天大脑里萦回不去的关键词，紧接着我就决定拍了。
制片人跑了
投资人病倒
记者：拍摄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高：那时我只能靠网络来梳理对梅汝璈和东京审判的认识。最大收获是查到了中央电视台拍的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我在上网的同时心里大致形成了基本剧作方案。我想把场景高度简化，集中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舞台，因为法庭是日本陆军军部礼堂改建的，战时军国首脑们以此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中枢，日本战败后，曾经耀武扬威的一群人成了哆哆嗦嗦的阶下囚，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何况也契合此片风格和剧情要求。
记者：我知道拍摄过程并不顺利，演员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
高：开始初定的梅汝璈人选是梁家辉，肖南人选是金城武，因为剧情要求肖南必须会日语，而金城武有日本血统，后来梁家辉因为排练话剧一年不接电影，金城武也没时间。于是我就再次想起刘松仁。刘松仁1998年和我合作过《闻一多》，关系处得不错，我对他说你必须来，这是国家大事，不许推辞。
别的演员也很难找，有的演员担心会影响日本市场，一些大牌就干脆拒绝了。那几天几乎天天到晚上三点还在约演员谈。这样，终于定了谢君豪、林熙蕾、曾江，朱孝天和曾志伟是最后关头我才下了决心。
记者：剧组从什么时候开始面临资金问题？
高：记不住是哪一天，好日子一下就结束了，资金断档了。在按照合同应该拿钱时，制片人没拿来钱。真正的投资商郑天华和后来加入的岳路甚至说只要制片人拿五十万进来，他们就继续投资，否则，停止投资。
话虽这样说，其实每天的花销还是老岳四处筹借。资金断档不怕，但制片人你不能跑啊，将近一百口子人张着大口要钱呢！最后制片人还是跑了。
说实话，那时候我也想洗洗睡了，我只是个打工的，我跑了，可能有人会讪笑，但没人能指责我什么。但投资商郑天华和岳路撑不住了，两个将近五十，从来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充满骗局和玄机的娱乐圈的老实人哪里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二人相继病倒，除了每天磨叨恳求让我出面找钱接拍之外，每天来回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跳楼。我无法抗拒这两个人的苦苦哀求，无法抗拒对拍摄心血的依恋，无法抵御这个片子最后的诱惑。终于，我接着拍了。
记者：拍摄的最后时光是怎么度过的？
高：那是2005年夏天，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发生什么，也要把最后一个镜头拍完。
我开始四处借钱，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北影摄影棚，我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掉头就走。出了摄影棚，苏新、老岳和会计等在外面。他们刚刚从银行取来我向朋友借的现金，我叮嘱苏新和老岳按照制片主任昨天晚上拟好的单子给大家发酬金，然后就上了汽车。这一刻，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这部电影，无论是谁，我没有欠一分钱。我答应的，全部做到了。然后我关掉了手机，睡觉。第二天中午，我醒来，到工作室打CS和DOD。昏天黑地，不分昼夜，一出门看什么都是旋转的，躺在床上耳边全是枪声。如是，达十五天之久。我对朋友说，我见证的不是一部电影的诞生，而是一部电影的毁灭。我只能说，我尽力了。我在如此的危局之上，惨淡地建了一座城。■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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