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说描写了很多琐碎的细节，比如在描写父辈农民时，写到了下海种蛏、上山种地、挖红苕、摘茉莉的农业劳动，这样会减弱小说的故事性，你怎么看？
　　李师江：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写法。从我的角度看农村生活，就是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生活的滋味完全在于细节，所以我就这样写出来。在生活琐碎中表达出我的一种情怀，就够了。
　　记者：在整个写作中，你看待所写对象的视角是怎样的？
　　李师江：我觉得中国很大，农民的生活状态也千差万别。我写的只是一个东南海边农村的生活，而且我了解的也只是这些。所以像《白鹿原》那种农村生活，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一个农村家族整天跟时政挂钩，我觉得不可理喻。当然也许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就真是那个样子，也许是作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如此。而我基本上是以平视的角度来关照农民的生活，人物性格力争客观丰富。农民虽然是生活贫困些，但不会因贫困而少了人情世故的情感。
　　记者：这部小说刻画了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木讷的李福仁，溺爱成性的常氏，懒散的安春，滑头的三春，懦弱的李兆寿，鬼精的高利贷李怀祖等等，这些人物有原型吗？
　　李师江：我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当然也都有艺术加工。我好像写不了没有原型的人物，因为塑造人物中总是心里诚惶诚恐的，怕没有根，又怕陷入套路，有了生活中的原型，就能够塑造出比较扎实而且不落俗套的人物。
　　记者：小说涉及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与土地的问题，这是你有意为之吗？
　　李师江：每个社会事件我都在心里想过，写法上基本上都是无意中的写法，除了作为农村生活中一部分内容，还有这样的两种用意。第一，表明时间，三春辍学的理由是读书没有用，表明当时流行读书无用论。后来写到村里人谈论战争，表明时间是1996年台海危机，等等，这是对时间跨度的暗示。
　　另外呢，确实是对社会问题有所思考，比如说李福仁在田地卖掉后的失落和空虚，确实是农村现状。在那里，一代纯粹老农民要消失了，细春等新一代的农民只能在城市边缘讨生活，这是值得记录的一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