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的出版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文化知识界经过一场雨露的滋润之后，普通大众也初次尝到了阅读的快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畅销书的概念开始出现。《文化苦旅》、《学习的革命》、《绝对隐私》、《哈佛女孩刘亦婷》等等，好像一夜之间在读者之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然后被热捧、热议，一些跟风之作也蜂拥而至。

在这批畅销书之中，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的《绝对隐私》是特殊的，从1998年至今，这套“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丛书已经出版12本，并且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

“98年闹得最凶的是两个‘顿’，

一个是克林顿，一个是安顿。”

一个是克林顿，一个是安顿。”

安顿开始为人所知是在她的第一本书《绝对隐私》出版之前，那时候她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所开设的“口述实录”专栏已经拥有了大批拥趸，安顿至今还记得曾经有位老同志打电话告诉她，特别喜欢看她写的东西，并顺便指出了文中很不起眼的错别字。

20年前，《绝对隐私》出版，同时在大洋彼岸，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正在为他和莱温斯基的丑闻一筹莫展，而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受关注程度，似乎难分高下。“98年闹得最凶的是两个‘顿’，一个是克林顿，一个是安顿。我就琢磨人民群众为什么关注这两个‘顿’，克林顿那么大，那么高那么远，关注他是因为猎奇，永远成不了他，就想知道克林顿是怎么生活的。关心安顿，是因为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安顿笔下的一个人，她呈现的就是身边的王老五李老三。”

那时候中国的出版业慢慢走向最辉煌最发达的时刻，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很多安顿的姐妹，然后“隐私”满天飞。“大家都姓安，安琪、安静、安妮、安娜，一批作者都叫这个，这些书都是攒的，因为我知道这种工作强度有多大，不可能在我的书推出两周之后就都出来了。”

对于当年的那些跟风者，安顿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好玩儿，“我经常发现又有我的亲人出书了，我就翻一下，封面上都有很漂亮的作者照片。一次去一个钻石公司玩，人家说你知道吗，那本书的作者照其实是他们钻戒的广告模特。当年的隐私热，热得鱼龙混杂，要经历鱼龙混杂的过程之后才会有大浪淘沙。”

安顿回忆说其实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抱着善良而美好的心态去读她的书，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猎奇。“很多人说失望，我还听到有人说这书太干净了。后来不满足于这种干净，有人利用我的名字造假，造出不那么干净的书。但我的读者一看就说这不是安顿的，她写不了这个，她自己都受不了这个。”

“从不愿意说，到主动说”

十年前，别说第三者插足了，就连离婚这样的字眼，人们都羞于开口，更别提拿到报纸上去说。安顿对刚开始人们心中的芥蒂还记忆犹新。

“还从来没有人用‘我’的腔调讲怎么离婚，离得多么窝囊。我想采访别人的情感经历，可是没有人愿意对一个陌生人倾诉，去街道办事处找一个离婚的人说就更难了，虽然我承诺匿名、给他保护，但谁知道会不会被家里人认出来啊。直到我看到一个站在路边抽烟的小伙子，他可能太想倾诉了，就聊上了，他告诉我自己怎么离的婚，说完就走了，我连他姓名都不知道。”

然而就是这捡来的素材，开始让安顿慢慢进入状态。《绝对隐私》出版之后，给她带来了好处。“书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资源的膨胀，源源不断地有人跑来说，一下子打开了领域，听不过来了，时间精力不够用了，能力也有限了。那个时候发愁的不是题材上的重复，而是我的时间不够用。一周除了周四做版周一开会，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采访，包括周末。太多人需要这么一个出口，从不愿意说，到主动找人说，知道说了以后很舒服。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但他们提供的样本，成功或失败，他们的生活逻辑，是我们关注的。”

安顿家里有一个传真机，但是电话必须设定成传真状态，因为如果不这样一天什么都干不了，电话一直会响，想接受采访的人会事先传过一个纸条，写一个梗概。现在互联网发展起来，就变成Email。安顿的六个超大邮箱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收到来信，大多数都是想要倾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