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化社会造成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记者：《沧浪之水》后，大家盼望您的新作源源不断，没想到一盼就是六年。写小说对您很困难吗？
　　阎真：我对自己的写作有相当高的要求，首先要找到一个有创意的话题，自己对这个话题要有切身的感受。接下来要使这个话题得到充分的艺术展开，艺术的平庸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每当找到了那些属于自己的句子，我就感受到了创造的愉悦。正因为要求相当高，所以我的写作过程是非常小心的。我这里说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一是写《因为女人》，我做了大概两千条的笔记。二是小说的开头，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思考，重新翻阅了近百部中外名著，看别人是怎么进入叙述的。看了以后又很灰心，觉得好的开头都被别人尝试过了。现在的开头写成这个样子，不敢说有多么好，但它是我思考了四个月的结果。
　　记者：《因为女人》在《当代》刊发后，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它，可以说是争论，有时候是很激烈的争吵。可见小说触及到了社会敏感的神经。正如一句俗话所说：男人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您能不能告诉本报读者，在男女关系这个最广泛的社会问题上，您希望我们关注什么问题？
　　阎真：我有两点希望。第一是希望读者通过小说，看清楚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多么大的压力，爱作为女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因而幸福对她们来说是多么艰难。在“时代”这个思考方向，我的小说是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欲望化的社会现实造成女性的生存困境，因为她们的青春不会永久。以前有道德的压力作为保护的屏障，现在失去了。
　　第二我希望女性读者原谅我把年龄的压力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三年前我在与一个女性朋友谈及小说构想时，她很敏感地说，希望小说不要触及年龄问题，不要在她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但是，小说不讨论就能够逃避生存的真相吗？压力不是我的小说带来的。
　　作为一个男人，我愿意坦诚地说，他们对女性年龄的敏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普遍心态。这也许就像女性对男性是否成功非常敏感。小说中那种种关于女性年龄的“说法”，全部来自生活，没有一处是我杜撰的。还有更极端更残忍的话，我都不忍写出来。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不无悲伤地看到，失败的女性很多，而且，我预言，会越来越多。因此，在这个时代，一个女性要追求完美的人生，需要更高的智慧。

女权主义不会给女人带来幸福

　　记者：您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怎么看的？
　　阎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五大冲突：民族的、阶级的、人与环境的……那么，两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列入其中，这也是小说所表现的话题具有的普遍意义。我觉得两性之间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因此，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比较悲观。爱，这个在女人一生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价值，会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副产品？
　　我希望读者对这部小说的艺术品格给予更多的关注，看到我在心理表现、人物对话和语言想像力方面所用的力量。我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刻出来的。
　　记者：您在小说中一再抨击说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很不公平，这似乎表明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阎真：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男权社会。第一，社会资源更多地掌握在男人手中。第二，在时间进程中，男人在情感方面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这是上天对女性的不公。但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认为女权主义会给女性带来幸福可能性。女权主义意味着把男性当作潜在对手，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有，在现实中我也看到，有女权倾向的女人，在感情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我因此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它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
　　记者：是否有感于您身边的一些女性经历才会有如此想法？
　　阎真：女性的生存的确非常不容易，她们找到合适伴侣很难，而男性就不怕。我身边就有一些优秀的女性，她们的职业、教育程度都非常好，但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就很严重，这种情况在大城市里尤其明显。
　　记者：书中有很多对话段落，有男女之间，也有女女之间，内容都是关于爱情、两性和婚姻，其中一种“博弈说”很有意思，既然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是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在“博弈”过程中不就处于弱势了吗？“博弈”双方的地位不就不平等了？
　　阎真：我觉得“博弈”这个比喻并没有用错。谈恋爱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双方对对方都有要求，都希望对方走上自己的轨道，如果这个要求最终能够达到平衡，结果就是结婚；如果不能平衡，那就是分手。
　　关于女性处于弱势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的优势会慢慢减弱，博弈的过程中也不一定处于弱势。女性有青春、有美貌，这些都是博弈的筹码。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受访者说——
　　女性一味地骂男人不道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不无悲伤地看到，失败的女性很多，而且，我预言，会越来越多。
　　女权主义意味着把男性当作潜在对手，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我因此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它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