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理想的社会的话，我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那是在过去而不是在将来。欧洲的文艺复兴从希腊获得灵感，我以为通向未来的道路有时候是后退的。

记者：谈到文化，你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和当下的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哪一种更好些呢？

于坚：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人无法选择时代，惟一可以选择的是个人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有些人是机会主义者，看风使舵。而我一直在写作，写作对于我，过去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我依然要面对写作中那些最黑暗的方面。

创作历程

写作上，我是个混沌的人

我写散文的时候觉得写诗太容易了

记者：这部《相遇了几分钟》收录了几十篇散文作品，你最满意的是同题的这篇吗？把这个题目拿出来作为集子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于坚：这是编辑的出版策略，他们认为这个书名好。而我觉得用哪一篇都可以。现在看来，这个书名有意思，有个读者说看了书名，以为是一本关于艳遇的书，哈哈。

记者：都说散文是最好写的文体，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于坚：谁说散文好写？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写散文的时候，觉得写诗太容易了。说话很容易，张口就来，但写成文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话直接成文，那是文字录音，不是散文。

记者：你在云南的诗友会上，坚持用云南话朗读，很多散文的语言也都有浓郁的昆明特色，那是否意味着，你在创作之时有刻意地偏云南化，用昆明话写作于你的意义在哪儿？

于坚：这倒也不是刻意的。我每天都用云南方言生活，但我用汉字写作。我没有用昆明话写作，我的语感来自母语。母语激发写作的灵感，但并不等于汉语。

如果我的写作是昆明话实录，大概读者会看不懂。我是双语作家，我总是在语言的边界上不断地越境。方言、母语使我与汉语的声音保持着原始亲和的关系。而写作通过文字我进入汉语的形而上层面。

在汉语中写作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声音和字的关系，二十世纪汉语写作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忘记了汉语与表音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经常用拼音文字的观念来理解汉语。汉语最大的特点是，说话和写作是两回事，写作并不仅仅是声音、口语的记录，汉字不是拼音。汉字有索绪尔（著名语言学家）们无法理解的特点。

每个汉语作家天然都是双语的，口语和字，汉语作家必须总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越界。而口语比字更为丰富，有更自由的生殖力。我说云南话，也说普通话，但我用汉字写作，这是非常不同的。别小看这一点，那就是角色的转换，当我说普通话的时候，我总是更像正剧演员。而在方言中，我幽默的天性才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写作是对日常语言，方言、口语的升华。写作就是升华语言，但过了头，离日常语言太远，太书面化，写作也就装神弄鬼了。其实我是不喜欢朗诵的，朗诵表现的只是诗的声音部分，汉字不仅仅是声音，也不仅仅是象形，字与那个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有密切关系。索绪尔可以把拼音文字解析为能指所指，但无法解析汉字，汉字是一。能指所指早已中合为一。朗诵其实把诗变小了，只是声音的狂欢而已。

诗歌从没大众过也没小众过

记者：散文和诗歌对你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哪个更加代表你的理想？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韩东，他说都不是。

于坚：意味着我想这样写或者那样写。重要的不是诗歌或者散文这些形式，而是文章为天地立心，写作是招魂、传神。

其实在写作上，我是个很混沌的人，我并不区别各种文体，而是自己感觉怎么好怎么说，可以表达就怎么写，文是一种自由。我喜欢模糊各种界限，我认为写作的最高理想就是回到古代那种只是文的境界，比如苏轼的《赤壁赋》，你说那是诗还是散文？都是。我不喜欢根据某种真理、原则、立场、路线、主义、指南生活，我听从心灵的指引，某时代一旦过去，在时代中甚嚣尘上的真理、原则、立场、路线、主义、指南什么的也就烟消云散了。心是这些东西的，所以古人说“文章为天地立心”，心是与天地并存，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