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同这个或那个孩子玩耍！”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过。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责我，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是因为卫生，我常在他们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人常常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纳哈伊（Guanajay）少年教养院。

是教养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养院吗？

是的，他们不止一次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威胁我。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我感到我最幸福的是童年时能生活在农村和我出生的地方。农村意味着自由。

后来，因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受到了剥削。

受到了什么样的剥削？

我年幼时在比兰公立小学读书，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学，因为我的一个姐姐安赫莉塔和一个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学学习，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我记得这是1930年。

您那时是4岁。

对，我看着别人和看着拿着粉笔的女教师，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也经常调皮捣蛋。那位女教师常到我家来，同我们一起吃饭。在学校里，实行体罚，我记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时还罚跪，让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虽然没有让我们跪3个小时，但即使是几秒钟，也是够受的。更厉害的是，有时候还放上玉米粒。

放在膝盖下面？

是的，放在膝盖下。我体验了学校的各种体罚，尽管体罚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经常的。体罚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办法。

我那时已经相当叛逆，要说为什么这样，有些事情，说来话长。我不得不从小就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我了解世道的不公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补充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是有助于我们原计划要谈的问题：我是怎样成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我的社会出身是地主的儿子，尽管孩子们是自私的，是好虚荣的，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点意识。

在比兰小学，您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吗？

除了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我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小学里没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连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没有。学生的父亲都是农业工人，最多有的拥有一小块土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的穷人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