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有两次。在拉萨列学校，我读了一、二、三年级，后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一天，我同学生的训导员发生了一场争吵。

这个学校先后有两位大不相同的校长，第一位校长是费尔南多教士，他人很好；第二位是内翁·马里。由于一位名叫贝尔南多的训导员经常打他负责的住校学生，我反对他，我遭到了处罚。

这是这位训导员第三次打我，最后两次比较轻些，第一次很重，原因是我同另一个男孩在船上吵架。

同我吵架的学生是一个好孩子。多年后我获知他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在校时他是训导员的大红人和受溺爱者。

这种情况使我们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要反对的任人唯亲的做法。

从其他方面来看，我在学校很高兴，因为我可自由地从事运动、下海和钓鱼。

您的父母亲相信你们是坏蛋吗？

倒霉的是，他们信以为真。特别是我父亲。我们回到比兰，有人对我说：“要算账了。”我听到一些到比兰我家来的地主和商人朋友对我说，我父亲对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悲剧和拉萨列学校校长所说的话。父亲宣布不再送我们到其他学校读书了。

我是受损害和受欺侮的人，我认为所有这些罪名和我挨的打都是不公正的。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造反。我对我父母亲说，必须送我上学。我说，如果不让我上学，我就放一把火，烧我家。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这话还是说了。而且是很严肃地说的，因为我决心同学校和家里对我的不公正的做法斗争到底。我认为，我的话触动了他们。

给我讲讲您在学校的有趣经历。

他们把我送到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学习的都是贵族的弟子，即圣地亚哥上层资产阶级弟子。

我的姐姐安赫莉塔当时正在学习，准备进入高中学习。她的一位老师埃米莉亚娜·丹杰是一位优秀的黑人教师，她教我姐姐七年级的课程，为入高中做准备。在那年假期，我没有回比兰度假，丹杰老师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学习认真，并争着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对考高中的一本厚厚的参考书背得滚瓜烂熟。女教师很热心。她是第一位鼓励我干某一件事的人。她坚持要我同时读六年级、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这样，当我上完六年级，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可以参加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考试。

正当我对此感到干劲十足时，我遇到了倒霉事。在我六年级时，在学期刚开始时，医生诊断我得了阑尾炎。手术后第七天，让我起来，拔去了针头，但是，在48小时或72小时后，我的伤口感染了。

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丹杰老师为我制定的计划告吹，我只得重新开始在多洛雷斯学校读六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