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机所附近已经建有公务员公寓和汉江高级公寓。汉阳公司为了在这片区域建造普通民用住宅，已经对外开放了样板房。
我也去看过那个样板房。让我惊讶的是，前来参观的夫人们非常感兴趣。我突然意识到，首尔未来的居住模式将在这里诞生。另外，现有公寓的住户们因为粉尘和噪音，强烈要求我们两家工厂搬走。与其被居民们赶走，不如变被动为主动，我们自己可以在这里盖公寓啊。我把这个想法向郑社长提了出来。郑社长显然觉得我的想法太“小儿科”。
“社长，因为污染问题，工厂迟早要搬迁。如果是公司形象问题的话，另行设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不就可以了吗？”就这样，韩国城市开发株式会社诞生了。后来，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超过1兆5000亿韩元，成为集团的后起之秀。
现代公司发展迅速，我个人也晋升得很快。有一天，总务部给我送来了一辆“现代”制造的科蒂那轿车，我问：
“这是给谁的呀？”
“您不知道吗？您已经被任命为理事了。”
那一年，是我进入现代建设的第5年，我28岁。这样的提升纪录，除了企业主的儿子、亲戚以外，发生在纯粹的工薪族身上，或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郑社长如此快速提拔我的原因只有一个：凡事只要交给李明博，就没有办不成的。1972年，我升任负责管理的常务理事，1975年，我被提升为副社长。此时，距离我刚进公司时，正好10年。
我的“非正常”升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各种猜疑声不断：“那个叫李明博的人，是不是抓住了郑会长的什么把柄？”“不是吧，听说他的后台是朴总统。”
对于这些传言，郑会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李理事是我提升的吗？他是凭自己本事升上来的。”
升职带来的喜悦最初也有过一两次，按部就班重复几次后，便也渐渐麻木了。但是，接到副社长任命的那一刻，我心里激动极了。我买上一瓶酒，去了老朋友家。高中毕业后对未来充满绝望、在首尔街头徘徊的时候，正是这位老乡给予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们喝了一夜的酒。温润的烧酒把以前冻结在我心里的冰块一层一层融化了。最后，终于哭了出来。这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流泪。想起在浦项的童年时光和去世的母亲，眼泪竟像决堤的河水。
“哭吧，明博，尽情地哭吧……”那天晚上，我真的哭了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