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竞标的共有17个国家的41家公司。最有实力和我们竞争的是日本的丸红公司和法国的伯纳德公司。第一轮竞标结果：法国伯纳德第一，韩国现代第二，日本丸红第三。
随后，三家公司展开了决斗。
法国伯纳德的竞标价格比较低，但与其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工期短。于是，我们抓住这一优势向马来西亚当局提出，如果大桥竣工早，收取过桥费的日期就能提前，由此可以获得更多利润。
但是，面对资金实力雄厚的日本丸红，我们该如何应战呢？势在必得的丸红公司早已打通政府要害部门，我们则是四处碰壁。我惟一能接触到的政府高官就是副首相马哈蒂尔。
“你知道我没有能力帮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第二次见到他时，他这么问我。
我故意开起了玩笑：
“回到公司总部后，我得报告都见到了谁。因为日本公司从中作梗，我们见不到有决定权的首相；如果我说见到了副首相，总部至少会认为我们和实权者接触过。”
马哈蒂尔笑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但你得给我讲讲韩国的事情。”从那时起，我们经常见面，谈得十分投机。但是，对于“槟榔大桥”工程，马哈蒂尔只能对我说：“很抱歉帮不上忙。”我在无奈中回到了首尔。
1981年春，我在韩国听说马来西亚国内发生民族纠纷，政治局势大变。我再次赶往马来西亚。
下了机场，我无意中买了一份报纸，惊讶地看到原首相突然辞世的消息。谁会接任首相呢？
我马上打电话给副首相秘书，申请与马哈蒂尔面谈。在这个非常时期，马哈蒂尔还能接见外国企业人士吗？意外地，马哈蒂尔答应见我，但没有约在办公室：
“我马上要去新加坡，所以没有时间在办公室见你。我去机场的路上要回家换一下衣服，你去我家等吧。”我连忙赶往副首相府。
“报纸上的新闻是真的吗？您会出任首相吗？”
“等我从新加坡回来，谜底自然揭晓。”他的语气中充满自信。
我很想问问“槟榔大桥”的竞标事宜，但始终没找到机会。那天下午，马哈蒂尔被推举为新一任首相。
而我，还得继续为“槟榔大桥”工程四处奔走。
对马哈蒂尔领导下的新内阁来说，选择哪家企业承接“槟榔大桥”建设工程，其运作方式必然与过去的政权有很大区别。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强调现代建设的优势与诚意，努力说服马哈蒂尔的改革内阁。
最终，现代建设拿下了“槟榔大桥”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