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正在为中央电视台准备一场新年音乐会，学院里最好的学生都会上场，我曾管他叫“北派大师”的翟也会上场。可是，等我们到了电视台演播室的时候，我发现凌教授把我准备弹的曲子分派给了翟。
父亲说：“我不同意。这不公平。”凌教授问道：“你不过是个家长，我们才是教授。”“你这么做是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我们专业人士的决定。”
“但是，教授——”父亲话没说完，她就打断他，在摄影师和导演们面前开始大声嚷嚷。“把这个家长赶出演播室！我忍无可忍了！”
她的粗言恶语让我突然变得很强悍。我说：“如果他走，那我也走。”我的最后通牒让凌教授吃了一惊，一时打住了她的歇斯底里。
我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如果我不能弹那首曲子，我一样会走。”
电视台的导演把赵教授和夫人拉到一边商议。我听到他们互相争论着。最后，他们朝我走过来。“好吧，郎朗，你弹你准备的那首曲子。翟再另找一首曲子弹。”
又过了几个星期，父亲对赵教授说：“该是让郎朗学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时候了。”当时我们三人坐在赵教授的办公室里，为我的未来做计划。
赵教授说：“不行，他还没到时候。”父亲说：“他很快就能学会的。”
“他只会弹成四不像。音乐学院里有一套体系，我们必须按规矩来走。”
父亲问：“你想想看，郎朗学音乐，什么时候是按学校规矩走的？他从来都有他自己的课程安排。”
“他从来都是遵循我的课程安排。”父亲说：“也许以前是，但将来不会了。我知道有一位希腊的天才琴童，十三岁在卡内基大厅首次演出弹的就是‘拉三’。如果他能弹，郎朗也能弹。而且，殷承宗已经邀请我们去纽约了。”
“我不准他去。郎朗是我的学生，不是殷承宗的学生。”
“赵教授，郎朗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
我问父亲：“这么做妥当吗？如果赵教授生我们的气，那我们在音乐学院就没任何人帮我们了。”
父亲说：“你需要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我们必须到美国去，找美国最好的老师教你。”
我问道：“为什么不去欧洲？”
“美国不像欧洲那样讲究传统，作风老派。美国更能接受新观念、新的艺术家。”
“那钱从哪儿来呢？”
“全额奖学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