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团的人找到我爸说这个事情，我爸不同意：“娃娃的学习重要，演戏会耽误学习的。”人家说：“现在是暑假，不会耽误学习的。”这样我爸才同意我去了川剧团排练。和我同去的还有韩超，我和他都是演毛岸英，我是甲组，他是乙组。

《蝶恋花》这个戏很火，演得一发不可收拾。团里的领导就想把我招进川剧团做学员，就把教育局和劳动局的领导请来看戏，就是希望他们同意把我和韩超特招进剧团。

进入剧团我当然愿意：一是可以演戏；二是那时“上山下乡”还没有终止——我是家里的老大，肯定会下乡；三是当了学员就算工作了，可以拿工资了。牛！但我爸坚决不同意我进剧团，要我继续上学。

为了达到进入剧团的目的，我开始放肆地在学校打架、逃课、不做作业、回家装病、绝食、故意失眠不睡觉，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把我爸闹得头疼了，说：“我依（服）了你哈！”

把工资交回家里，是有出息的一个标志。

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是6元钱，我把工资交给我爸，把我爸高兴得不得了，让我去红星路口一家老牌的牛肉馆买了一碗牛肉汤，五毛钱。那汤很浓，有很多牛肉，买回家再加一点蔬菜，香得不行。也是从第一次拿工资开始，到我拍完《红楼梦》，我的工资都是如数交给家里的，父母每月给我两元钱的零花钱。

川剧是用地道的四川方言念唱的，我喜欢普通话，觉得洋气、有文化。团里当时的美工，现在是著名画家的谭昌荣说：“你这个发音不对！”我嘴里不说，心里说：“你晓得啥子哟，这样说话才好听呢，人家话剧演员都这么说！”

峨影总是来找我拍戏，成全了我的这个理想。峨影一来借人，团里的领导就不高兴了，说：“你们老是来找他拍戏，不如你们把欧阳调走算了！”

领导这么一说提醒了我，在西昌拍《枫》的时候我就给峨影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杜天文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是：我在剧团，因为经常出来拍戏，没有学到什么功夫；老是出来拍戏吧，又不是峨影的演员，希望您把我调到峨影厂去。

回到成都，骑上自行车向着在郊区的峨影一路狂奔，找到杜天文书记说了自己的苦衷和理想，明确表示希望可以调到峨影工作。

很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滕进贤（他后来是电影局的局长）、殷向霖、周力、米家山，在没有送礼、没有请客的情况下，他们都无私帮助了我，把我调到了峨影。

十六岁的我是峨影刚刚成立的演员剧团的第五名演员，也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后来演员剧团才有了潘虹、孙淳、傅莉莉、张丰毅、祝延平、尚丽华等人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