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什么事都做。比如说，王子野的太太生孩子，我就负责联系医院，然后把太太和他们的小女儿接出院。我忙得非常愉快，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那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呀！因为他们整天谈论的都是学问，这是一帮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的出版界里边最有学问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为他们服务，整天在他们身边，听他们高谈阔论，那是多好的感觉！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里，要教政治经济学，对我来说，新鲜得很！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课。
顾老师治理这所学校的办法挺好，实行学分制。按规定的选课要求，学够九十个分就毕业。学校有白天的课，也有晚上的课，分别适应于全日制学习和业余学习两种学生。我白天要做工，想选的课晚上都有，所以我基本上选的是晚上的课，跟全日制的学生分两拨。白天上课的学生，大多是编辑系的，我是采访系。这样，我就算是上了大学了。
能当大学生，是我非常意外的事情。
在第一个学期里，教我采访学的是一位很有名的民主人士，叫陆诒，他是上海民盟的。他给我的采访学的考试成绩批了五十分。六十分及格，我才五十分！而我们这样的学校，是不正规的大学，用上海话里难听的话说叫“野鸡大学”，一般都会及格的，陆先生给我是五十分呀，我真是丢人之至啊！这当然不能怨陆先生，是我不会写呀！我直到1951年到北京来做校对，才知道写东西的标点符号是随写随点，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标点符号是写完了文章再点。我没有见过嘛！
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考取之后，有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说：你要到北京去，我们有十个名额是为北京代招的。这样，1951年3月24日，我就到了北京。这个“代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弄不懂。是程度好的到北京去呢，还是程度差的去北京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来了。
到了北京以后，我跟他们一起做校对，同时我还在继续自学俄语。为此，我又进了北京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那里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张治中的女儿，叫张素端。每隔一些天，就到她家里去一起补习俄语。他们家在新开路，那儿有一座小洋楼，是他们家的住宅。她会组织很多活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她就组织一些学习俄语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