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3年做校对，1954年8月离开校对科。离开校对科前后，跟一位女士谈恋爱了，她也是做校对的，跟我一起工作。后来，她因为爱好美术，就从校对科调到了美编室，画封面去了。她父亲是故宫的，在故宫看库房，是老北京，非常老资格的北京人。她的妈妈去世了。她叫胡文珂,我认识她，跟她好的时候，两人挺谈得来。她喜欢艺术，我不懂艺术，可是还能对话。她身体总是不好。几乎是每天中午，我们都要一起出去，送她回家。她家就在崇文门的东打磨厂，现在那一片都是高楼大厦了，当年可全是平房。

她有一个特点，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拒绝任何政治活动，更别说政治斗争。她也坚持不入团，因此被认为是落后的人。我却是个所谓“优秀青年”，是一定要争取入团入党的。当时，团支部、党支部都找我谈过话，对她的态度简直是激烈极了，希望我不要跟她来往。可是我还是跟她来往，是什么吸引我呢？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她对我的欣赏和肯定，可是我却没像她那样能欣赏我自己。

我做的很多事情，比如翻译等，她都很欣赏，认为我做得很对，很好，但就是讨厌我参加政治活动，而且是非常讨厌，经常用各种奚落的话让我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她是从美的角度看这类事情的。她认为，人要是一搞这些东西，就不美了。

我记得很清楚。1957年的某次批判斗争会，我表示一定要参加。她看我既然一定要参加，就表示她也参加，条件是不发一句言，就是看。我们就开始批判揭发。是不是慷慨激昂，我也忘了，其实我也慷慨激昂不到哪儿去，反正是要洗刷自己吧。会后她说,我今天看你的形象，简直是丑得不得了。我能理解她，她是天生不喜欢政治斗争。她希望人是美的，不希望因为参与政治变丑。

我也希望她能理解我，我是考虑我的政治前途，不得已这样去做。其实我也不是拼命怎么样的，我虽然要求入党，可是也并不是很积极。我是1954年就申请入党了，到1957年也没有被批准，因为我政治表现不够好。尽管在业务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全社最优秀的，是全社公认的，而且是有成绩的，但是在政治上不是最积极的。

到1958年的时候，组织上实行了一个措施，鼓励人们退职。实际上就是，组织上觉得政治上不行的人，就让他们回家。当时不用“退休”这个词儿，而是以“劝退”为名，给她一笔钱，就让她回家了。这笔钱不多，她比较困难，身体又不好，我总想接济她。可是她非常高傲，不要我的钱，两人经常为接济不接济而闹点小矛盾。到了1959年，她终于因为郁郁不得志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