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资源，就要找老先生们。有一次，三联的一位元老级的前辈王益先生，他当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刚解放的时候，是新华书店总经理。他看我这里资金严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写的信，去见王军。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我跟他说三联书店困难，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一百万。他听我说出的数目，笑了一笑，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可是没有什么结果。
王军毕竟是主管大企业的高级人士，财大气粗。临送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现在想想，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一百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一千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一千万的出版规划，我的肩膀也挑不起来这么重的担子啊。我这才懂得，现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这么火爆，那是人家具备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呀。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书，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这实际上是李慎之的方针。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张“向后看”。他讲过这么做的理由，我有记录，现在还在。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习和研究的，是西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二十世纪中期、末期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理解，首先是人权。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讲得兴高采烈呀，我记得很清楚。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人权问题已经解决了，男同志和女同志已经可以坐在一起开会了，女性解放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根据以后的事实看，我们的人权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这个看法，我相信很多有识之士都会同意。他的“向后看”的主张，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