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这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出版界应该说变动很大。事实上，按照这样一种变动，我也很难再继续做下去。因为现在强调经济效益，唯市场是举，而我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的人，对市场不内行，所以也应该结束了。大体上，我的出版生涯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尾，就告一段落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就是苟延残喘了，还在那儿跟人家吃吃饭，聊聊天，说说yes、yes，别的话我就不会讲了。今天就有人问我，说精装、平装之外还有什么“装”啊？我说我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装”。人家就举了一大堆例子，软精装啊、套封装啊什么的等等，好多新名词，听起来当然挺好玩，可是我确实不懂这些新事物了。

随着出版工作性质的改变，应该说，我的生理年龄跟我做事的工作年龄都同步结束了。我们这一代做出版的人，一生做下来，总结出来的收获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种种弊端我们先不去说它，可是它也有它不可磨灭的优点。一个是强调文化第一。有了文化才有品牌，出版社才有信用，读物也才好看。文化上有成就的书，在经济上也可能有收获。收获是两种，一种是短期的，一种是长期的。我觉得，我们做出版的人应该两者并重，只做短期有效益的书，你的品牌容易被人家误解。

为了做好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出版社办杂志。杂志比较能体现短期效益，我说的是大众杂志，不是学术杂志。书呢，比较能体现长期效益。这样两方面并重，长短就能结合起来。所以，文化第一是我的一条很重要的体验。

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年龄的出版工作者有一条很好的经险，就是质量第一。书出来以后，是需要长期保留的，一定要讲究质量。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来的出版工作者有一个本领，就是“抠”。这个“抠”啊，就是严格标准。我们特别喜欢“抠”统一，格式统一，标点统一，文字统一，规格统一，等等。虽然这样做有缺点，可要是能用得好，就不可缺少了。

第三个，我比较重视的，叫“人脉第一”。编辑工作是个奇怪的职业，自己不生产，这边是作者，那边是发行，那边是印刷厂，你在中间。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脉相通，当然首先是作者了，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读物来。

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把这三个东西贯彻进去，出版工作做起来就比较顺手，比较有兴趣。

我就是这样做，一直做到现在，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过去我学出版的时候，任何书，书店总是要订货一万五千本的。我当总经理，管的不是书订不出去，而是要适当控制。我不给你一万五千本，我只给你八千，怕书印多了政治上犯错误。可现在不是这样了。最近书业反映，一个是订出去的多了，款子收不回来，再一个是压在仓库里出不去。怎么解决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上面说的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