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哈金，美籍华裔双语作家。1956年生于中国东北，14岁参军，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于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作品有《等待》、《战争垃圾》等，曾两度入围普利策小说奖，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明威基金会奖、汤森德小说奖等诸多奖项。

●写这本书是我个人的战争

■记者：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已经被张艺谋拍成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你对那本书怎么评价？

■哈金：我写完了《南京安魂曲》才读了严歌苓的中篇《金陵十三钗》，觉得她的中篇有点写得仓促，当然她自己也知道，所以又改成了长篇。她的长篇我还没看到，国外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买到。

■记者：我知道你在写这本书之前曾读过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张纯如写完那本书之后因为痛苦而自杀，你写完这本书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哈金：我理解张纯如的心情，写这种书对作者伤害很大。写作期间我生活在七十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很沮丧，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我并没有去专门平复自己的心境，该哭就哭，关键是要保持内心的亢奋，不认输。故事是从高安玲的视角来展开的，我是通过她来再现那段历史, 她所说的不等同于我的看法。我总体上觉得那时中国人很窝囊，尤其是中国男人。这是我为什么说写这本书是我个人的战争，我要找回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记者：书里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吗？

■哈金：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是我的老师，他说你不需要创造什么细节，但是要把细节的次序安排好，这就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创造。小细节很多，我看了很多照片、书，但是串不起来。一开始写的局部都挺有意思，但不是整体的东西，就像北方说的“肉冻”，做了半天冻不起来，后来找到高安玲这个角度才串起来。

我写日本兵吃的大米饭都是红的，这其实来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找不到干净水喝，做出来的米饭都是红的。有些真实的东西比想象还可怕。

■记者：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4周年，面对这段七十多年前的历史，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反思什么？

■哈金：中华民族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没在文学中得到相应的表述，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作家队伍，而这方面做得十分不够。你看日本，挨了原子弹，就有《黑雨》之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使他们得到世界的同情。作家的一个主要责任是把历史升华成文学，通过历史超越并征服历史。

这就一定要把书写好，一旦成为文学，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些作品要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影响，还一定得翻译好。其实外国人对他国历史都不太感兴趣，但通过文学作品，就有这了个可能，很多人就是靠小说来了解历史的。

●不会贸然回到汉语写作

■记者：你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有什么样的感触？

■哈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仿佛进了拳击场，前后左右都得应付，不少出击的拳头来自华语世界。

外来者终究是外来者，资源就那么些，当然本地精英要排斥外来者。身为外来者，也没必要去争什么。当然，我现在的处境可能比别的外来者要好些。

■记者：你在西方已经享受很高的声誉，你怎么给自己定位？

■哈金：我是美国移民作家，也并不仅仅因为我是移民，还与我写的东西和背景有关系。你说纳博科夫是美国作家，但是你很难把他和俄罗斯拆开，而且拆不开，身份最终得由作品来确定。

■记者：你还会回到汉语写作吗？

■哈金：用汉语写作很难，有些重要题材，必须在中国生活，要亲身了解。要用中文写作，我只能放弃这里的一切，在中国住两三年以后找到一个感觉。

但你的题材总是跟你自己的存在有亲密的关系。写关于南京的书，虽然没有回中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是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你不可能跟过去完全切割。

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方法不一样。如果我用汉语写作，我得想，我能给汉语带来什么？举个例子，有很多美国诗人先用外语写，然后自己再翻译成英文。为什么这样，就是想把外语中新的东西带入英语。在某种程度上，汉语写作同样需要如此，我如果要用汉语写作，得另起炉灶，并不是把自己的小说翻译成中文那么简单。一开始我选择英文写作，那是没办法，如果一会儿中文写，然后英文写，来来去去几趟，你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不会贸然写中文。■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