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算得上国内唱片业的领军人物了，十多年来唱片业形态不断更新，他都有引领风潮的举动。从他推出的朴树、汪峰、孙楠、老狼，包括后来的李宇春，都曾是深入人心的歌手。这些年又开始做起了数字音乐和音乐版权，应当说还是把准了音乐发展的脉搏。宋柯自去年起，就抛出了“唱片已死”之论，说的也是唱片业实情。按宋柯自己的说法，他属“吃货级别”，一个行业难做，换个行业试试也是人之常情。
唱片业衰落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与国内音乐人创作力的每况愈下有关。数字时代完全解放了音乐的生产力，人人都可用电脑做音乐，很多乐迷开始自娱自乐。小众音乐的流行，包括网络使大量境外音乐流入中国，这些都缩小了中国的唱片业市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动辄上百万地卖卡带和CD。
但唱片业虽在萎缩，与音乐相关的产业却在急速扩张。有媒体统计，音乐行业本身的产值虽不到2亿元，但与音乐相关的产业，产值已超2000亿元。音乐变得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国际唱片业有统计，从2004年到2009年，全球唱片销售虽下降30%，但同期数字音乐的销售却上升了940%。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付费下载模式，到去年初下载量就达到了100亿次，占美国音乐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音乐零售商。这表明数字时代，不是人们不需要音乐，而是对音乐的需求更大了。
显然，苹果的辉煌业绩，当下很难在中国复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版权的法律保护不力。如何在法律上建立一个严密的版权保护体系，意味着数字音乐能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另一个严酷的现实是，由于国内音乐原创能力太差，即使开始了收费下载，也难以竞争过欧美音乐。可以想象，随“限娱令”的严格执行，国内音乐人推广自己的音乐，渠道会变得更为狭窄。这也是音乐人纷纷改行“卖烤鸭”、“跑堂”、“端盘子”的原因。
值得反思的还有我们的音乐教育。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乐之邦”，有悠久的乐教传统。《礼记》中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史记》把“乐”和“礼、刑、政”，看做是规范天下的要素之一，认为乐至则无怨，可移风易俗，使民心趋善。《礼记》中甚至有“审乐以知政”的观点，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这些观点，今人虽然不一定认同，但音乐对现实人生的启迪和安慰，却是人人都有体会的。中国音乐人缺乏原创力，与失去这种乐教传统不无关联，使人们对民族音乐的灵魂与精髓理解得越来越少。今天我们听阿拉伯和印度音乐，仍能听到浓郁的民族味，但中国音乐中，这种原创力似乎早已丧失了。没有对传统的延续与反思，想要在世界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无疑是一种梦想。
一个行业，总有人进进出出，本是社会常态。但一个行业中，人人大叹苦经，这就需要相关的管理部门反思了。究竟是行业本身有问题，还是行业的环境出了问题？国内的娱乐业本来就很低级，如果再有诸多限制，那真有可能把国内的娱乐业，变成了欧美娱乐的来料加工厂。一个宋柯去卖了烤鸭，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来反思国内音乐所面临的处境，也算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