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节，那一年我10岁。我的家在山坳里，矮小的土屋在寒风中飘摇，像小孩子搭的积木。

那一年的山梁上，艰难地飘起了炊烟，一家十多口人，都在翘颈盼望过新年。土地还没有下放，农民们靠工分过日子。“胡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那些年，乡村孩子的心里，最温暖的童谣。那些农民，那些亲人，天青色的脸，哆嗦的嘴唇，对一年之中春节的渴望，和山里孩子们对过年的渴望是一样的，就是吃上几顿饱肉，在山梁上打几个响亮的饱嗝。

回头说一说1979年的大年夜，我们一家十多口人，围上一大桌子吃了一顿年夜饭。年夜饭的主菜，就是红苕粉、豆腐炒猪头肉，再加上猪头肉炖的一大铁锅萝卜汤。年夜饭后，爷爷开始生起一盆炭火，絮絮叨叨说起一年的收成。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开口说，大家在新年许个愿吧。每个人都闭上了眼睛，火光中，我还记得一家人许愿时那红红的脸膛。也许，那就是梦想映红了脸膛。

33年过去了，而今我得说出那个大年夜的愿景：祝愿我家的年猪杀上300斤。300斤猪肉，学过数学的我一速算，全家十多口人，一年人均也不到30斤肉。但实在是歉意，我一个乡村的井底之蛙，对现实的许愿也就那么大一点点。

1989年大年夜。我20岁了，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一年腊月的火车，我已经开始熟悉春运这个动词，我和一车一车的农民工奔赴乡里村庄过年。我回到村庄那天，瘦小的母亲踮起脚扑过来拽住了我，我已经整整高出母亲一个头。那一年45岁的母亲，已经有了白发。

那个大年夜，我吃到了母亲做的蒜烧鱼、鱼香肉丝、腊猪腿炖萝卜……年夜饭越来越丰盛了，我家杀的年猪达360斤。年夜饭后，一家人关上门，任风在外面呼呼地刮，黄泥小屋里是温暖的。父亲咳嗽了一声说：“现在要供你读书，等明年春节，家里也买上一个电视机看春节晚会。”

年夜饭后，母亲照例生起一盆火。父亲提醒说：“明儿一大早，陪我上山梁去给你爷爷坟前掀掀土。爷爷睡在那里6年了。”快12点了，父亲看看表说：“马上就到了。”母亲说：“还是许个愿吧。”

依然要解密那个大年夜的许愿。我的许愿是：大学毕业后，好好工作，好好孝敬父亲母亲。直到前几天，母亲才告诉那一年她的许愿：“娃啊，来年你平平安安过去吧。”我才搞清楚，母亲那一年去为我算命，说我来年有车祸发生。母亲在那一年里，一天一天都是揪心过着。

1999年大年夜。那一年我是一个有5岁孩子的父亲了，机关秘书，小有名气的小城作家。可那个大年夜，我却蜷缩在了云南丽江的一家旅馆里。那一年春晚，歌手陈红深情绵绵地唱：“常回家看看……”我突然在异乡落泪。那一年，我和妻子的婚姻亮起了红灯，经历了短暂的分离，内心孤独烦乱的我，一个人到异乡旅行取暖。没想到，风景虽动人，内心却凄然。

丽江城里，新年钟声如天籁响起，我终于忍不住，用新买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爸，妈，我明天就买票回家……”母亲在电话那头带着哭音：“娃，猪头肉给你留着，香肠给你留着……”

忘不了三个大年夜，我人生大戏中三个布景的舞台。■文/李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