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开始，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有关留守儿童的极端案例集中出现，更是以一种令人惊悚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我们有可能漏算了一代农村儿童的代价。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基层作者阮梅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是为文学群体关注留守儿童的开始。作者历时三年，跨越五大打工省份，全面调查留守儿童问题。书中通过大量数据和事例，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深刻的探讨。

最受不了孩子那种

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眼神

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眼神

记者：农村留守儿童的题材是怎样进入您的创作视野的？

阮梅：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五年前采写中学生心理问题时，偶然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是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发后，我写的反映学生心理问题的调研文章很快在一些媒体刊登转载，在此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跑康复医院、精神病院、少管所、看守所，接触的仍然是有心理问题或是有犯罪经历的未成年孩子。我惊奇地发现，很多个案都是发生在缺少父母疼爱的打工家庭。两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一个陷入网吧不能自拔，一个陷入早恋自吞苦果，最终导致年幼的生命过早离去。

也就是那两个孩子的死，让我来不及做过多理性的思考，下定了决心，要做农村留守孩子问题这个专题调查。只是在当时，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重视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显现出来。我最初的打算，是将调研材料打印成册送达各级相关部门，引起国家和全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引起更多的人对弱势少年儿童成长更需要温暖的注视。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让你最受震撼的是什么？

阮梅：受到震撼的地方太多，大到2000万之多的留守儿童数字，各类极端案例；小到孩子的一个眼神——孩子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那种眼神。

孩子长期缺少父母亲照管，一旦被人问起父母，更多的孩子虽内心百感交集，但外表显现出的却是问不出言语的沉默，这种沉默让人极其难受。哪怕是钢浇铁铸的心，看了都会心痛，一辈子忘不掉。有一个八岁男孩子坐在我面前，既不说话，也不回班级，只是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十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想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不得不离开时，我看见他终于泪流满面。在调查中看多了这种眼神，我常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没有从这种眼神中走出来。

记者：与这些留守儿童交流中有没有困难，他们对您这样一个来访者的态度是怎样的？

阮梅：这样的调查，遇到的事情肯定多。与孩子交流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孩子面对我的时候，不大愿意开口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孩子你得与他一起生活半天或几天，他才有故事告诉你。

记者：能不能讲一件让您难忘的事，我们知道留守儿童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什么，除了关注，我们还能做什么？

阮梅：我觉得外出打工的父母对子女情感需求的忽视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且这个问题在大量打工家庭普遍存在着。正如一个留守孩子杀了人，其父听到消息，当场倒在打工城市的大街上，面对乡邻，他痛哭流涕，说：一个好苗，风一吹就弯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他小时候也听管教，是我出门后对他的照管太少了。我不该回来就打他，不该只是逼他搞学习，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他心里在想什么。

记者：您还记得在调查中总共接触过多少这样的孩子吗，他们身上有没有共同点？

阮梅：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苦一点也可以。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才是自己的家。

我没来得及做好任何“准备”

记者：在外人看来，写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既有风险，又需要花很多时间，更需要一笔不小的采访费用来支撑。有人称，您是一个有准备的人。您是如何“准备”的？一个人出门在外，遇到的困难一定挺多，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