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享受了改革带来的方方面面成果的同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解决需要我们整体的参与，全社会的担当，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直接推给中央政府或者农民工。面对那些已经缺少父母亲情关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回应。

记者：您希望这部作品能够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

阮梅：自去年“两会”以来，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自上而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这是孩子之幸，农民之幸。只是，国家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留守孩子生存环境的一个长效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又岂能一蹴而就？

于中国国情，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状态还将持久地存在。作为一个多达2000万人的庞大群体，谁来为他们修补破损的亲情天空、成长天空？他们的未来究竟会承载怎样的命运？

我期望我的这部作品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以及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

至于作品本身，自知它称不上文学意义上的佳作，事实上，我也无法将它作为“作品”来写。它只是真实记录了我的一段有意义的行走经历，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些真实反映，是我提供给有志于少儿成长问题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为这个社会喊出的一声“痛”。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