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挂念的亲人很多，寄来的信总是厚厚的一沓，为了不超重，正反面都写满了字。

我家住在太行山下的一座小城里，爸妈都是普通工人，由于他们各自的兄弟姊妹较多，结婚后便借住在朋友家的一间简易平房里。1978年我2岁，爸妈东挪西借买了亲戚家的一块地皮，盖了四间房子，一并欠下数百元的外债。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到60元，而这60元要赡养老人，要养活一家四口，更要陆续归还盖房所欠的外债，尽管一家人省吃俭用，每到月底仍得找车间里的同事周转几块钱度日。

直到1984年，爸爸所在的厂从市局争取了两批劳务输出的名额，由厂里派人援建伊拉克，给出的条件非常优厚。爸爸和几个要好的同事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政审、体检合格后，厂里的领导带着他们到市里的出国人员服装店，给每人定做了一套纯毛料的西装，还配发了衬衣和领带。按说在当时爸爸出国应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我们县的领导都不一定出过国，但爸妈却做得非常低调，妈妈还特意叮嘱我和弟弟不要随便给外人讲。后来我才明白爸爸出国不是去留学考察，而是去给外国人打工，虽然纯粹是为了“挣钱”，但还是有点“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味道。

那年深秋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出发了，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只有两套换洗的旧衣服、几双千层底的布鞋和一张临走前匆忙拍摄的“全家福”。七岁的我刚上小学，记得爸爸在上车前抱着我亲了一下，眼里溢出了泪水，妈妈也在一旁偷偷地擦泪，而我尚不懂离别之苦，更不懂爸爸将要去的地方还有战争和伤亡。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航空信件也要一两个月才到的年代里，我的初中毕业的爸爸出国了。

[FS：PAGE]

爸爸的信基本上每月都会寄到妈妈厂里的收发室，白色的信封，周边是蓝红相间的条纹。左上角印着“航空”两个字，贴着“挂号”的标志，右上角以及背面贴着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盖着好多带字母的邮戳。爸爸挂念的亲人很多，寄来的信总是厚厚的一沓，为了不超重，正反面都写满了字，妈妈也带我们去照相馆拍了照片寄给他，开始是黑白，后来也有了彩照。

从爸爸的来信里，我们得知：他们在距离首都巴格达不远的一个制砖厂工作，设备都是德国进口的生产流水线，非常先进。中国人有自己的厨师和食堂，伙食以牛羊肉为主，牛奶、啤酒可以当水喝（伊拉克地处沙漠地带，淡水稀缺），每逢节假日食堂会组织大伙用罐头做成馅，一起动手包饺子。他们四个人一间宿舍，宿舍里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最奢侈的是卧室还铺着地毯，每个宿舍都有独立的卫生间。80年代初的国内，这些高级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遥不可及，估计只有接待外宾的大宾馆里才会有吧。爸爸他们刚去时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从使用抽水马桶开始，逐渐适应了当地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依靠书信往来，互相鼓励、牵挂着度过了两度寒暑，而家里的生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爸爸领的是“双工资”，即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工资用伊拉克货币第纳尔来计算，每月大概十几个第纳尔，折合人民币近三百元。两年下来，爸妈不仅还清了所有外债，还按有关规定在北京的免税商店里购买了21寸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照相机等家电，都是日本进口的原装货。

1986年的夏天，爸爸期满回国了。问他如何到外国打了个来回时，爸爸说他们先从北京坐飞机经过印度孟买转机到了伊拉克，回来也是辗转几日才到，听起来很是不可思议。那时我觉得他们真像是坐着时空穿梭机，到“未来的二十一世纪”转了一圈，最后又被人家给送了回来。

多年来，爸爸的出国经历听起来仍像是“天方夜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理解爸爸当年出国之举的无奈和英勇，那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担当。而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国家，通讯的便利让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没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