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生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却反而加重了问题。现在，起码在近些年，中国作家不会有这个希望了，这会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于是我们可以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奖了。

多丽丝·莱辛获奖了。这当然并不奇怪。多年来，她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实至名归，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我们又会掀起一个介绍她的作品的小小热潮，然后就会归于沉寂。但我觉得，此时此刻，盘点一下中国人对于这个奖的态度，倒是别有意味的事情。

对于刚刚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文学“走向世界”，是当时激进和关键的口号。

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新一轮现代化的方案开始实施。在此时刻，一方面，新的个人解放的思想潮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上世纪80年代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里的民族意识，作为“第三世界”斗争中心那种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感觉，强烈影响了文学的想象。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并不仅仅强调个人解放，反而是经常试图论证：由于没有个人解放，中国才没能赶上世界。这里的“世界”，其实是西方。我们将空间上的“西方”，视为一个时间上的领先者、一个在各方面都需要“赶超”的理想对象。而各方面赶超的想象，都需要新的参照系和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文学界，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种关键的参照系。

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标准，一个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大师看待；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挫折感、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

这种决心，使得我们强烈要求我们的文学要加速“现代化”。

当时，有关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热烈讨论，就是认定现代小说必须要有新的技巧，而中国小说的技巧，则还局限在现实主义传统中，无法和世界接轨。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落后状况无法改变。“现代派“这一非常含混却极富吸引力的概念，一度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指标。

叶君健在该书的序言中表述：“充分掌握当前世界文学的潮流和活动，与世界的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的文学活动，无疑是我们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当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序第6页)他提出，应该将文学从“蒸气机”时代跨进“电子和原子时代”。从王蒙的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到当时许多人尝试的象征小说(当时有石涛和谭甫成等一批象征小说的作家，都是这方面实验的范例)，直到刘索拉和徐星的“现代反叛风格”写作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显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强烈追求。而当时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掘，也指向了早期的中国象征派诗歌如李金发等人，及“九叶派”的诗歌和“新感觉派”的小说等等。这些多年被忽视的现代主义流派，突然表现出以往不存在的重要价值。于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追求，成为“走向世界”的关键，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和尺度。而高行健本人，最后其实也是靠着这样的“现代主义”，得到了这个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