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表述：《读书》杂志是中国知识界标志性的刊物，汪晖也是知识界响当当的人物。但今夏，汪晖卸任《读书》杂志主编后引起的震荡还是让人有些始料不及。这次看似寻常其实意味深刻的换届符合加法的交换律。
公式 汪晖+黄平=吴彬+李学军=《读书》杂志

　　解析：一本杂志更换主编能吸引多少关注？答案是整个知识界乃至更大范围。这本杂志就是《读书》。7月11日，三联书店的领导通过《中华读书报》对外正式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一场喧闹的交换就此展开。
怨愤汪晖大吐苦水
　　7月18日汪晖来到《南都周刊》大吐苦水。他不仅表示自己早想离开《读书》，更公开指出和三联高层没有交流，不理解三联领导“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隐情？”
《读书》十年毁誉参半
　　多数知识界人士并不愿多言此事，惟有学者袁伟时旗帜鲜明地表示：“汪晖离开《读书》使这份杂志摆脱了新左派的糟蹋，应该庆祝它的新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汪晖的《读书》十年是毁誉参半的十年。
　　2000年，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的“长江读书奖”将专家著作奖颁给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这样的评奖结果受到了广泛质疑。
　　2001年初，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应邀访华。哈贝马斯离开之后，历史学者雷颐发表文章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读了汪黄二人的东西，感觉他们的观点有为权力服务的倾向。2002年，汪晖在《读书》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重提此事，但文章一出，很快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滥用《读书》主编的职位和权力。
　　对这些事件，汪晖在卸任后接受采访时都有提及，只是似乎显得有些难以自圆其说。
《读书》之路在脚下
　　7月22日，一场由民间组织的关于《读书》的讨论会悄然开幕。与会者对汪晖时期的《读书》做出了肯定，并对换帅事件表示了不满。而这其中钱理群的发言最值得思索：“《读书》这11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
　　与汪晖在知识界的鼎鼎大名相比，新任的两位主编吴彬和李学军显然是名不见经传。但其实只要是《读书》的老读者都不难发现，这两位女编辑其实也在《读书》供职多年。也许正是这一点，让公式中的两个等号最终成立——汪黄也好，吴李也罢，《读书》还要办下去，中国知识界也还要继续走下去。
■文/本报记者孙忆帆

■名师点睛 这是知识界的内部炒作

　　余世存（学者）：在我看来，《读书》换帅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论，是知识界内部炒作的结果，有知识界内部派别之争的成分。这个事件的意义在于《读书》彻底终结了它的社会公共职能，而只成为知识界内部一部分人“自己的园地”，对园地的争夺和排斥还会继续，但园地不再是知识界相对于社会而言的一个批评、建言阵地。事实上，《读书》早已失去了知识分子意义上的舆论意义。
　　说起《读书》和汪晖，总会提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思潮的纷争，汪晖是一个勤奋也有理想的读书人，但不是一个好编辑。即使他主编时的《读书》向左转，但《读书》及其新左思潮仍未能给社会转型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
　　如果一定要追问社会根源，应该是知识界日益学院化和社会边缘化的必然结果。知识界日益成为官僚和市场的附庸，他们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败落，而企图给社会发展一个总体性解释，并由此相互争论起来。
　　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大的影响，我认为《读书》还是应该以读书人为自己的读者基础。这就先天决定它应该是一本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也应该是一本通俗性的思想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