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宝兴县多头大熊猫被猎杀，国家林业局已向川渝两地派出工作组督办此案。同时，多位知情者指控：重庆荣昌警方指使线人诱使当地村民猎杀大熊猫，其目的是为了破案立功。（12月20日《南方周末》）
多位专家均表示：大熊猫没有经济价值，所谓的“大熊猫黑市”根本就不存在。如此看来，如此大量的大熊猫，其实都是为一个子虚乌有的“黑市”而“冤死”。更冤的是涉案的村民，他们是大熊猫案中唯一的猎物，“猎人”猎取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顶戴更加鲜艳！
案情触目惊心，而逐渐浮出水面的内幕更让人不寒而栗：不仅仅是那些“冤死”的大熊猫，甚至不仅仅是那些因此而入狱的村民，更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执法人员通过“制造案件”的方式，实现“破案目标”。“天下无贼”本是国家治安最高理念，意为建设一个人人守法的理想世界，而“大熊猫案”却是一个诱使守法者违法的典型案例。如果经调查属实，除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外，更重要的是为入狱村民“平反”，宣告其无罪。
执法者的“钓鱼”，当是源于“诱捕”概念，即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同时，为了抓获已知犯罪嫌疑人，而通过“诱惑”方式，以利引之，使其落网。“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诱捕行为应当是当事人犯罪在先，执法者“引诱”在后；而不能引诱守法者犯罪，然后以此为由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大熊猫案”中，当事人无一例外都是先被执法者引诱，然后“犯罪”，再被抓捕。这是执法者为守法公民故意挖掘的陷阱。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之中是否还应当追究村民的“犯罪行为”？答案是否定的。
世间万物都是有着趋利性的，人类更不例外。如果某一个人成为他人眼中的“猎物”，总有办法让他“上钩”，而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违法活动，更在多个层面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正是执法者对守法公民进行“钓鱼”的更大危害所在。守法者不应成为执法者眼中的“猎物”，这一点尤须执法者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