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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湘都市报》7月23日报道，长沙市天心区纪委委托电视台暗访偷拍该区多个机关单位和企业的不良作风，并制作出一部名为《问政》的短片，作为反面教材反复在公务员中播放。这让该区500多名副科级以上在职领导干部“惊出一身汗”。

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很多人士都对天心区纪委的做法表示赞赏。但也有部分人士表达忧虑，“光靠拍录像和暗访，能打一场持久仗吗？”

同样，参加本报此次讨论的观点不一，几位评论者展开激烈的辩论。

■支持派

“零容忍”的偷拍是进步

报社编辑吴杭民：将机关“陋习”逐一偷拍公布，看似是很轻松的举动，但在微妙的官场生态系统中，能采取如此“零容忍”的姿态和措施，个人认为非常值得赞扬。

公权机关的作风建设，一直是近几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主题，人们也见识了反复讲、经常讲的建设氛围，但更多的情形是，讲归讲，做归做，下不了狠心，动不了真格。于是，我们就领教了这样的黑色幽默：在臭名昭著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公布调查结论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陕西省政府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有关情况，同时启动省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但就是在这样的会场上，不少干部旁若无人睡觉的情景，让此次整风大会的效率大打折扣。

在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北京最先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就是对兴奋剂采取“零容忍”措施。在奥运筹备过程中，中国不仅颁布了《反兴奋剂法》，还对最近被发现使用了兴奋剂的欧阳鲲鹏、宋红娟等中国著名运动员作出了严厉处罚，国际舆论对此予以广泛肯定。奥运年，中国对兴奋剂采取“零容忍”的精神，实在应拿来用在整治几乎是积重难返的机关“陋习”上。因此，《问政》短片正是天心区纪委在“零容忍”上迈出的可喜一步。

■反对派

“偷拍”难治机关病

时事评论员周明华：对这种靠委托电视台暗访偷拍监督公权的运行，以达到医治“机关病”的做法，窃以为是事与愿违、缘木求鱼。因为，我们姑且不去争论看“机关片”是否是隔靴搔痒，单就这个内部监督的主体与方式，便注定这种偷拍式监督力度偏软、好景不长。

先说监督主体。电视台受命于区纪委，显然监督主体是区纪委，而电视台只是“奉命监督”的操作工具。那么？谁来监督这个监督主体？又有谁来约束奉命摄像的电视台记者？

再说监督方式。一个区电视台能有几台富余摄像机？又能有几名专门去逮“机关病”的记者？显然不多。而一个区的机关办公室分布广，还有机关干部“抗拍与躲摄”的潜能随时可能激发而出。电视台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让全台记者都到各大酒店、各个办公室角落去偷拍机关干部。

在当前公权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官场生态下，靠这种“临时聘用”的身份去完成一件权力监督的大业，想必是太为难这群暗访者了。所以不解决监督主体的尴尬地位问题，老是用“技术范畴”的思维去运筹和偷拍监督，而立体性的深层次的监督制度却始终步履蹒跚，公众便无法看到“机关病”痊愈的那天。

■中间派

“偷拍”后得动真格

报社编辑鲁开盛：作为纠风的一种尝试，“偷拍”很有必要。就目前来说，“偷拍”确实能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长沙市天心区500多名副科级以上在职领导干部“惊出一身汗”便是明证。

廉洁自律是维持领导干部作风的最理想状态，但人的自律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多方着手，“偷拍”便是其中一种可以尝试的预防、跟进、教育手段。

既然有效果，我们不妨把“偷拍”当做检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一种手段。但不可否认，没有任何手段或措施会完美无缺。要消除各方质疑，就要求保“偷拍”这一良苦用心不被异化。而要保证其最佳效果，显然还得从制度上寻找突破口——保证“偷拍”主体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因此，笔者说长沙市天心区的“偷拍”很有必要，并不是认为“偷拍”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偷拍”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不能指望仅仅“偷拍”就会端正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如果“偷拍”的结果只是一部名为《问政》的短片，而没有与之相应的惩戒措施，那么《狼来了》的故事必将重新上演——拍就拍吧，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