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归来（资料图片）

　　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是领导干部的优秀作风。但也难免有一些不自觉的干部喜好“多吃多占”一点，这样损失可不仅是他的品质和集体的利益，更关键的还有人心。1963年，邯郸部分大队干部经常多拿工分补贴，有的人一年只干24天活，就敢再白白拿320个补贴工。

同样的职位不一样的干部

　　当时，各个公社有个规定，那就是干部补贴不能超过全大队总用工数的2%，但实际上，先进街等5个大队的干部补贴工都超过了这个数，甚至有的竟然达到了总用工数的4.37%。为什么有的大队可以把补贴分控制在2%以下，而有的大队却高达4%以上呢？就这个问题，邯郸地委进行了深入调查。
调查得知，仁义村大队有两个生产队，50户人家，大队支书、大队长、会计三名主要干部平均每人参加劳动日达到了271个，平均每人只补贴67个工，他们的支部书记申占付开会最多，一年还投入了200个工。
相反，再看五个超过2%的大队，他们的干部参加劳动少，可拿的补贴工却不少。例如先进街大队的支书、大队长、会计平均每人参加劳动日只有24个，而平均每人却要补贴工320个，占他们大队分配补贴的90%。大队干部不劳动，生产队也“上行下效”，9名生产队会计平均每人补贴工269个，而第三大队会计孔四全年只投入20个工。

统计员补贴比支书还多

　　部分干部干活少、拿得多，显然是大队补贴分居高不下的原因，但是除此以外，工分补贴面过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凡是补贴工数比较少的大队，一般补贴面比较窄。如仁义村大队只补贴支书、会计、大队长三个人。与此相反，补贴工多的几个大队补贴面就宽多了。建设街大队不仅补贴了正副书记、正副大队长，还补贴了诸如民兵连长、公安员、会计、统计、妇女队长、团支书、支部宣传员等13个人，共补贴了2590个工。
与此同时，人浮于事这个恶习也起了不小的坏作用。伯延村等5个补贴超过2%的大队，本来财务手续并不多，但是其中有３个大队不仅有会计，还有统计员，而且统计员的补工数一般比支书的补贴还多。如先进街的统计员刘金成全年补贴工340个，比支书还多40个。他们的任务是“扫地、看门、守电话、找人、晚上统计数字”。而补贴工没有超过2%的南文章村大队不仅没有统计员，而且有的大队干部还兼任了生产队队长，这自然减少了不必要的非生产人员。
另外，学会合理统筹工作也很关键。凡是补贴超过2%的大队，一般都没有工作制度，他们经常占用白天的时间开会，把干活的时间全挤没了。相反，南文章等大队一般把日常事务都放在晚上办理，白天不留人值班，最多也只是在白天抽一人值班，其他干部全部下地。

会多是占便宜的理由

　　究其根本，问题的关键就在有些干部的劳动观念差了，不想干活，却又想过得比社员好，这必然得靠补贴工分吃饭了。这样恶果很显然，首先是“干部的革命意志衰退”了，当时“伯延村部分干部已经开始穿条绒、戴手表”。社员们的意见很大，说他们是“甩手干部，新地主”，影响了社员们的信心。
不过那些“占补贴”的干部也有的抱怨，他们说，有时上级指挥不统一，报表过多，数字频繁也影响了他们参与劳动。有的公社在农忙时，一天会向生产队要一次生产进度，甚至两次。伯延村的5个大队都有电话，有电话就得有人看守，一离开人就会受到上级的批评。胜利街大队会计程述元反映一天就得接几十次电话。
　　另外，当时会议还特别多，胜利街支书孔玉山说：“春节后不到一个月就去县里开了三次会、公社三次、区里一次，一共15个半天。”因为这个，所以有的干部就说：“上级的问题克服不了，下边的补贴就少不了。”■文/本报记者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