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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要想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就得真正深入到基层，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那些高高在上、不愿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是不受欢迎的。为了转变干部作风，1957年，湖北省红安县摸索出了下放干部到农业生产一线的做法，干部带头搞起了试验田，群众拍手称好。

干部有“三愿三不愿”

　　1956年，湖北省红安县干部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的现象比较严重。县级机关里流传着“三愿三不愿”的说法，就是“愿到先进社，不愿到后进社；愿坐在屋里办公，不愿到田间生产；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十八人，经常下乡的只有三人，至多不过七人。
　　为了使干部更好地领导农村工作，红安县县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最主要的就是精简上层，下放干部。县里派了15个工作能力较强的区委干部，担任15个落后乡的总支书记，派了195个乡干部，担任176个落后社的领导干部。

不安心工作挨了骂

　　但是，一些干部虽然下了乡，却不安心工作，认为在农村工作“没有前途”，因而工作深入不下去。金牛区的工作员张汉兴，工作消极，好吃、好玩、好穿、好睡，在南台乡工作九个月，住了14个社，社社都不欢迎他。前程社社员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张汉兴，不成人。白天光睡觉，晚上熬死人。”
　　高桥区指导组长王树昌和农场乡支部书记邓开志，曾经三次申请调离农村，二人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个社员看了生气，骂了二人一句并说：“摇摇摆摆像个相公，莫把我们的田埂子踩塌了！”王树昌问：“你骂谁？”那个社员说：“我骂你！”
　　王树昌把这种情况反映到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张景田那里。张景田同志说：“骂得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借此机会，张景田同志对全区的干部进行了思想教育，号召干部参加生产，他本人带头买了一把锄头。在他的影响下，全区的干部每人买了一把锄头，走进了农田。

下种之前反复商量

　　为了提高产量，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在杏花乡建苏公社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程鹏和区技术站长祝翼宏一块儿在一个生产队选了一亩地作为花生试验地，并吸收了这个生产队的技术员秦老五和对花生生产有经验的中农秦必权参加了试验田工作。
　　在花生播种的时候，当地的习惯是不上底肥，说是“花生不要肥”。程鹏问秦必权这种说法到底科学不科学，秦说，他过去是看田施肥，不光施水粪，还有草木灰。技术站长祝翼宏和技术员秦老五也同意施肥。经过商量，试验田的花生下种前施了底肥。
　　下种的时候，当地的习惯是只下一粒或两粒，秦必权说，他下过三粒，增加了产量。其他技术人员也主张下三粒，于是程鹏打破了当地习惯下了三粒。在密植的问题上，程鹏和技术人员反复讨论，实行了7乘8寸密植，花生苗越长越好。
　　到了抗旱的时候，有人说，“自古以来受了旱的花生苗不能浇水，一浇水就会猝死。”程鹏和助手们经过讨论和试验，发现受了旱的花生苗一样可以浇水，但要掌握时间，在早晚浇就不会猝死。有了这些让人信服的证据，当地群众对花生的管理有了新的认识，纷纷借鉴试验田的先进经验。

“检察官”变成“技术员”

　　在程鹏的带领下，红安县的县、区、乡三级干部766人中，学会农业技术的干部由1956年的18%增加到1957年的66%。领导干部带头搞试验田，不但增长了才干，而且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原来到处不受欢迎、被社员讽刺为“不成人”的张汉兴，在亲自搞了试验田之后，社员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说：“张同志在我们社里干一辈子，我们也欢喜。”以前在田岸上检查生产挨了骂，被社员戏称为“检察官”的指导组长王树昌，积极摸索试验田经验，已经被群众称为“技术员”了。
　　亲自搞试验田的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头到尾具体地熟悉了各种作物的生长过程，学到了许多极为有用的生产知识，从而对领导农业生产有兴趣、有劲头、有把握了。很多干部对农村产生了密切的感情，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农作物的生产情况。八里乡指导组组长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会议之后已经是下午了，他赶了70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连门也不进，就赶到地里去看庄稼。当时地里一片漆黑，他又没带手电，情急之下，他就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还有没有水，生怕田里的稻苗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