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财政负荷加重，于是各个机关、单位纷纷精简人员。1962年8月《石家庄市汇报提要》显示，1961年末，全市计划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对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当时全市共有城市人口四十四万人，计划减去八万至八万五千人。为了完成精简任务，各个单位想了不少办法，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石家庄华新纺织厂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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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亲自找人个别谈话

“华新纺织厂经摸底排队，初步确定精简对象1500人，其中回农村1265人，截至6月15日，已精简1023人，占计划的68%……”石家庄市档案馆编号为1—1—581的案卷中，题为《华新纺织厂精简工作的经验》一文，开头就写明了精简的数额。对于一个工厂来说，一次要精简这么多人确实任务艰巨。

在精简的过程中，一些人得知自己要回到农村，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使这部分人转变情绪，华新纺织厂首先进行思想发动工作，坚持“思想工作做不透不走，心情不愉快不走的原则”，大会小会相结合。大会主要是正面动员教育，小会则通过座谈讨论，暴露与解决各种思想问题。通过做思想工作，很多人同意回乡生产。“老木工边丙义说，国家不光给退职金、安家费，而且领导还再三再四地说服动员，临走有人送，到村有人迎，这是旧社会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有些人在会上一言不发，领导干部就找他们个别谈话。材料举例说，30来岁的未婚女工郭某，有还乡条件，但就是不走，在会上也不发言。党委副书记丁良找她谈话，她才说出怕回乡以后找不着当干部的对象。经过耐心劝解，这名女工“终于解除了顾虑，愉快地走了”。

 查出假证明材料

部分人为了留在市里，找了种种理由和借口。为了辨明真相，华新纺织厂组成了50多人的专业班子，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工人赵某，鹿泉（当时叫获鹿）人，说家里没有房子，不走。厂里派人到赵某家乡去调查，找到了该村的生产队长。结果调查人员说了半天，一点效果也没有，生产队长一直强调村里地少、房少，没法安置。调查人员不知道，原来这个生产队长就是赵某的父亲。后来找到了队书记，一说就同意了。队书记还主动做队长的工作，说通了赵某的父亲。

工人黄某，也是再三动员不愿走，说父母早年迁到东北落户，衡水老家一无所有，现在无家可归，回老家一无房子，二无亲人，村干部也不愿意要，让领导“看着办吧”。领导派人到他的原籍进行调查，发现他家里有九间房，父母虽然搬走了，但是亲大伯还在，村干部也愿意他回去。这样一来，黄某感到原来提的三条理由都站不住脚，也同意走了。

在调查中，有关人员还发现，一些“无法安置”的证明信有问题。例如，女工刘某，因与已经回乡的爱人关系不好不愿意走，并以村里不收作为理由。领导让她回乡索取证明，她果真拿来一份盖有公章的“回乡无法安置”的证明信。但调查人员仔细一看，公章虽然不是伪造的，但证明信不是开给华新纺织厂的。经追问得知，原来证明信是她父亲开的，串通干部盖上了公章。因她父亲一时马虎，开证明信时把厂名写错了。证明信开好后，刘某本人没看就带回了厂里，结果露了马脚。

 在火车站建立接送站

对返乡职工提出的合理要求，华新纺织厂的态度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予以满足”。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除了动员群众自己解决之外，厂里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逐个加以解决。这样不仅使走的人心情愉快，对暂时未走的人也有很大影响。

材料中举了很多例子：工人晁顺兴夫妇，因被盗两人只剩下一条褥子，回乡穿、盖有困难，还没等本人提出，厂领导就主动从补助布票中给他解决了52尺布票。宿保英一家，两个大人七个孩子，回乡后生活有困难，工会主动给他补助了80块钱。乐义春回家没房子，厂里派人到村里与村干部联系，给安置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