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统购”一词，上了年纪的人不会陌生。从1953年到1985年，为保证市场供应，我国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行统一征收。上世纪五十年代，统购作为新事物，其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农民怕口粮不够吃，存在思想顾虑。从抵触统购少报余粮到自愿向国家交售余粮，农民思想的转变离不开宣传人员所做的努力。

■农民卖粮场面（资料图片）

产粮区收购粮食也难

我国是农业大国。解放前饥荒不断，老百姓连吃口饱饭的简单要求都成了奢望。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虽有所发展，但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而且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有些省份粮食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农民怕口粮不足少报产量

由于粮食牌价与市价有较大差距，加上宣传不深不透、工作方法简单，粮食统购工作在农村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在宣化县北辛庄村，粮食统购工作组在群众大会上表扬了售粮积极分子，点名批评了有余粮不卖的“落后户”，说：“为什么有余粮不卖，是不是坏分子叫你这样？”致使三户农民啼哭。

有的工作人员对统购政策理解得不够深入，在会议上公开宣布“有一两余粮也得卖出来”，有的还自由发挥，说：“为了支援灾区人民，我们要吃得赖些、稀些。”这些做法都违反了国家提出的“留一点”（即给农民留出口粮）政策，使农民产生抵触情绪。有的农民说：“你叫我卖多少我就卖多少？卖不卖在我哩！”

粮食统购的政策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根据实际产量计算统购数量。一些地区的农民怕粮食交多了自己不够吃，在余粮自报时采取了少报产量的做法。卢龙县赵公庄乡乡长起初说：“我村玉米最多不过亩产三斗半，我每亩报五斗。”负责统购的工作人员觉得奇怪，就找了大、中、小三个玉米棒子用秤称了，再按每亩平均棵数计算产量，结果算出来每亩平均能产七斗半。在事实面前，那位乡长才报出实际产量。

开座谈会解除农民顾虑

为打消农民的思想顾虑，粮食统购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黑板报、座谈会、街头宣传等多种方式反复向群众讲解，说国家统购政策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会让群众“留一点”，保证不会挤掉群众的口粮。通过宣传，多数农民转变了思想，愿意将余粮卖给国家。

在座谈会上，遵化县田庄村老社员王文福说：“1951年丰收了，打了三十八石粮食，一千三百多斤花生，四千多斤红薯，七口人中有两个小孩，粮食还是不够吃。原因是借了三十万元的高利贷，连本带利，还粮两石，缺钱卖粮，随缺随卖，结果余粮户反倒成了缺粮人。”而1953年，他家打了三十石粮食，花生二千三百斤，红薯五千斤，一下卖了十三石余粮，买了十头猪，还往银行存了一笔钱，前后一比，差距就出来了。他说：“今年我可以卖给国家四千五百多斤余粮，两千多斤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