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农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温饱问题，兜里很少有余钱。即使有了余钱，由于思想认识的偏差，有的人也不愿意往银行或是信用社存，而是自己藏在家里的角角落落，本版以前就曾报道过农民将存款用被子捂在炕上的事情。

信用社见了贫困户躲着走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农民不相信信用社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除了农民脑海中存在一些落后思想外，信用社工作没做好也是一方面。

河北省档案馆编号为876—3—105的案卷中，（65）财贸政字第8号文件记载，承德平泉县宋营子信用社在建立初期，干部缺乏工作经验，导致贷款方向错误，“贷富不贷贫”，甚至见了贫困户都躲着走，怕他们借款之后还不上。这样一来，贫下中农对信用社感到失望。在取款方面，“取款自由”原则也没有兑现，十取九空，人们觉得把钱存到信用社还不如放在家里花着方便。曾经一度，信用社出现了“两多两少”的情况，即支款的多，存款的少，借款的多，还款的少。

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扭转，信用社就真如群众所说的那样，“可有可无”了。究竟依靠谁办好信用社、信用社到底应该为谁服务，这是亟待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材料写道，信用社的干部和职工带着这两个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懂得了贫农、下中农是农村的绝大多数，依靠群众首先得依靠贫农、下中农”。

思想理顺之后，信用社的领导和职工改变了工作方法，实行了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制度。调整之后，宋营子信用社理事、监事和社员代表九十五人中，贫下中农就占了九十三人，树立了绝对优势。他们在全社七十五个生产队都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信用小组，依靠这些组织和社员代表，宣传信用政策，开展业务。

登门访问摸清贫困户的底数

为了切实解决贫下中农的困难，信用社干部逐队登门进行访问，摸清了贫农、下中农户数、家庭人口、劳力强弱、经济收入和思想表现的底数以及姓名、住址等情况，并进行分类排队，掌握到哪些户和哪些人需要贷款，贷款用来解决什么问题，需要贷多少，什么时间贷，真正把钱用在了刀刃上。

贫农社员任凤林，生活拮据，1963年从信用社贷款买了两头小猪都病死了，1964年想再买一头，但手里没钱，想去贷款又怕信用社让还以前借的钱，因此不敢再去。信用社知道后，主动贷给他十五元，并买了两头小猪送过去，使他深受感动。任凤林把小猪养大后卖了一头，收入五十九元，除还清贷款外，还存了十五元。

1964年全年，信用社共发放贷款八百五十户，金额达八千三百三十元，其中贷给贫农、下中农七百一十户，扶持三百八十四户买仔猪五百零七头，帮助二百多户三百多人治好了病。

二道河大队是较困难的一个生产队，1964年春耕时缺资金二百元，原打算向国家银行要求贷款解决。信用社根据这个队劳力有余的情况，帮助他们组织部分劳力上山打柴和割草，卖给供销社，仅开犁前一个月时间就收入三百元，不仅满足了春耕生产的资金需要，而且还存了八十元，队长高兴得不得了。

社员们说“以后得多入股”

过去群众不愿往信用社存款，主要是嫌取款麻烦。北井大队社员宫才，1964年秋收分了二百元，不愿往信用社存，经过多次动员才勉强存了一百元。存上以后，他还不放心，每天都给信用社捎信说要用款，会计王国顺一天到他家去一趟，有时不捎信也到他家问问是否用钱。

后来宫才见信用社真讲信用，就和会计说：“我不用款，我是试试你们有没有信用，路这么远，以后就甭老往这跑了。”就这样，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户访问，送款上门，感动了群众，挽回了过去不好的影响，树立了信誉。社员们说：“把钱存到信用社，啥时用啥时取，比什么都方便。”

敖牛沟大队一队社员王保贞累计欠贷款九十元，1964年分了九十二元，把贷款全部还清了。信用社见他所剩无几，劝他少还点。他说：“这可不行，我不能长期占用大家的钱，先还清，用时再借也不晚。”1964年没费多大劲就收回贷款一万多元，占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当年八月，社员们一听到扩股的消息，都积极入股，仅在敖牛沟一个大队，一中午的时间就扩股一百一十三个。社员王国发说：“信用社办好了，才能帮助咱们解决困难。”